法国人Mariame Tighanimine和Attika Trabelsi是两个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穆斯林女性。她们都是移民家庭出生，毕业于精英学府，口才好，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生选择中，头巾扮演了不大不小的角色。成年后，一个选择摘下头巾，一个选择戴上头巾。这和宗教有关，也涉及女性的选择。背后则是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自由的博弈。
从宗教层面，以穆斯林头巾为话题的辩论和纷争已经不少了。这次，我们希望从女权角度，让这两个穆斯林女性聊聊自己，以及她们的选择。
摘下头巾
Mariame Tighani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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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me是巴黎一个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她讲话亲切，很热情，但说一不二，是个极有掌控感的人。还没见面，我就有这种感觉。电话里，她说见面可以，但有件事不能问。为什么决定取下穆斯林头巾，她不想讲，“这个太私密”。
去年五月，她成为一个“光着头”的女人，怪怪的。现在， “光着头”的新鲜感还在。
我见到的Mariame，大眼睛，粗眉毛，板寸头发，一身牛仔休闲装，看上去酷酷的。她二十九岁，面容姣好，不喜化浓妆，但特爱捯饬自己，出门前总是打扮美美的。
因为现在“光着头”了，一般人看不出她来历，马格里布人？拉美来的？西班牙或意大利人？还是个混血儿？她姓Tighanimine，和父母出生的村子同名。Tighanimine村位于摩洛哥西边，离大西洋很近。
但有一点大家不会再忽视了，她是个女人。
我们坐在巴黎八区的一个酒吧里，店员小哥称她“小姐”（Mademoiselle），她笑嘻嘻地纠正说是“女士”（Madame）。她是一个订了婚的女人。以前么，“只是个戴头巾”的。
可Mariame之前戴的头巾，颜色也鲜亮好看，其实挺时髦的。怕我不信，她掏出手机亮出照片。只见宝石蓝的头巾和西服上衣，蛋黄色T恤，纯白色过膝长裙和隐约可见的鲜红色鞋子，那天阳光也好，浓墨重彩当间，她笑得可真灿烂。
摘下头巾，她花了五年时间，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开始时，一天不戴，第二天赶紧戴上。后来戴发箍或各种帽子，有贝雷帽，也有大盖帽，可以看到一小撮头发。摘下来是一点一点儿的事，就像拔河比赛，断断续续，没法彻底。
有时她把丝质方巾一折，往头上一搭，前面系个结，整一个奥黛丽·赫本在老电影里的经典扮相，特有范儿。这么走在大街上，有人会停下来，说“好美，你怎么弄的？”赞美她的姑娘不少是金发碧眼的，这点让Mariame特骄傲。
但她长了一张阿拉伯人的脸（她其实是柏柏尔人），也会碰到刻薄的，问她这是爱美啊，还是宗教标志。
2016年五月，她去了新加波，那里又热又潮湿，她干脆帽子也不戴了，反正在国外，不认识谁，也没人认识。连续十天，她在大街上“光着头”，回到法国后，便不再戴头巾了。“你看，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她说。
“新加坡，棒极了！”这句话，她说了两遍。笑眯眯的，让人过目难忘。
Mariame在Facebook上贴出“光着头”的照片前，还是有些担心。她之前办过网站，社交网络追随者不少，之间也常互动，突然放了一张不同的照片，她想知道网友的反应。
“这么说挺傻的，但大家留言说我好看。”底下的评论里，没有侮辱的话语，甚至也没人指出她不戴头巾这个变动，似乎她贴的是张很普通的照片。这么说太乐观，因为当然也有人转发，点评说“太可惜了，她迷失了自我，希望真主能够拯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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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戴头巾，也有烦恼，每次出门都得打理头发，她想把头发弄卷，但到时又得抹各种护发用品，可讨厌了。她干脆剪了短发，图个方便。
除了上班见客户，晚上锻炼打拳击，她还在写书，讲的是自己作为一个法国移民后代的故事。她正好写到这一章节，名字就叫“过渡”，人本身没变，但还是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了另一个阶段。
Mariame的人生变故不止这一个。她曾在巴黎十大读社会学，为读博做准备。这样一个学术女，如何转型成为一个小小的“商界女强人”？这还是要从头巾说起。
2008年那会儿，她在上学，正考虑同导师谈谈读博的事儿。当时姐姐从建筑学校毕业，但一直找不到工作，面试时，听到最多的便是，我们可以给你工作，但你得把头巾摘掉，出于原则，她都拒绝。但长期失业在家，她快疯掉了，心想别人不给工作，那就只能自己创业。
Mariame本想好好读书，课余给姐姐搭把手，但和博导的会谈改变了她的职业规划。
博导是个女的，听到Mariame说要读博，挺高兴，一直觉得这个学生成绩好，人又聪明，但只有一个条件：摘掉头巾。听到这句话，她好像看透了什么，有些大彻大悟——她不管做什么，结局都一样。
即使博士毕业，她仍是个戴头巾的，依旧找不到工作。
她有时会想，如果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戴不戴头巾或许不成问题吧。她看到很多中东妇女，特有钱，来到巴黎，在旺多姆广场购物，整个脸都被蒙住，也没听说有哪个名店曾把她们赶出去的。“反正在这个社会，只要你有钱，你就被保护。”她感慨说。
法国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把脸蒙住。
记得2014年在巴士底歌剧院，一名中东游客戴着全罩面纱，坐在最前排听歌剧，被台上演员注意到，工作人员中途把她请走。这件事在法国媒体引起不少喧嚣，剧院负责人回应说，歌剧传递宽容的理念，赶走客人总是件令人不怎么愉快的事。
她中途肄业，和姐姐创立了网上女性杂志——“头巾和城市”（Hijab and the City），名字受到美剧《欲望都市》启发，讨论性、婚姻和宗教各种话题，读者多西方文化中成长的穆斯林女性。
2011年，她合伙创立了公司——Babelbusiness，帮助个体创业，不仅对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也会为他们同大企业牵线搭桥，扮演了“教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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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博客里，她记录了第一次“光着头”的职业会晤：
“和之前一样，我准备了所有的文档；和之前一样，我穿着戴头巾时经常穿的职业套裙装；和之前一样，我活力满满。面前的男人，白皮肤，四十多岁，典型的投资商和高管的模样，估计是巴黎新创企业投资生态圈的老手。
我也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人。之前，除了我的企划，他们一直在评论我，问’你家是哪儿的？你从哪儿来？你怎么考进这所学校的？我很喜欢郊区！你是摩洛哥人？我刚去了马拉喀什，那儿的古斯古斯面特好吃。我去过郊区，就一次。挺好的，但其实我有些害怕车被砸！你认识这个女的么，黑人，特漂亮，也是93省的，创立了一家服装品牌！’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却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好似我们特别熟似的。
这次，我头上没戴东西，没什么能够转移他们视线了吧，我开始做演示，那男的，看我的眼光特猥琐，还说了些对女性不敬的话，这跟我们的主题没一点关系。我本来想挥起拳头，冲他脸打过去。想想算了，最后拿起东西立马走了。”
她认识的男性，同样去见这名投资者，却从没遭到如此对待。
第一次，她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之前或许也有，但面对种族歧视或阶级差异时，她太过敏感，反而忽视了其他细节。第一次，旁人开始把她看成一个女人。“之前好似，我连一个女人都不是。”
在男女不平等的语境中，她的女性身份觉醒。但是，“被”觉醒的这种方式“让人非常不安”。
Mariame身上标签太多。移民后代、郊区长大、家境一般、宗教信仰特征明显，最后还是个女人。说起这些，她哈哈大笑，无奈背后，现在更多了些坦然吧。那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了么？答案似乎没那么绝对。
女人可以很暴力。一次，大街上有个女的冲Mariame吐口水，说“滚回你们伊朗去”。她那时戴着头巾，回话说：“这位女士，我不是伊朗人，法国才是我的家。”
她在法国出生，会讲柏柏尔语，但母语是法语，思维方式也是法国式的。比如“毛病特多，热衷发表意见，整一个事儿精”，她打趣说。
女权是什么？她觉得这个词儿被滥用了，因为法国很多女权人士排斥某些群体，特别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仿佛她们不是女人，而是敌人，得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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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十大上学时，她一个朋友去上法律课，那天正好是三月八日，女老师很有名，担任研究生课程主任，说今天是妇女节，是全世界自由女性的节日，但仍有很多女性受到压迫，阶梯教室里竟然有戴头巾的，这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太丢人了。
随即，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她朋友就是那个戴头巾的，二十岁的小姑娘，看到同龄人鼓掌，特难受，哭着逃走了。
Mariame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社会课老师看到她，让她出去。她听了，笑嘻嘻地说，“你不开心关我什么事，我反正就要待在这里上课”。
她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但遇到这种事儿，也会很难受，只是希望表现得强大些，不能在别人面前流泪。
穆斯林头巾引发的争议几乎每天都在法国上演，有个新闻案例因其戏剧性，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是2015年2月，查理周刊恐袭后不到一个月，很多法国人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巴黎十三大一名保险法资深教师去上课，看到班里坐着一个戴头巾的女同学后，拒绝“在’查理周刊受袭’事件后，还要给戴头巾的人讲课”。
法国法律禁止小初高学生戴头巾，但允许学生在大学课堂上戴头巾。校方没有接受这名老师的做法，最终以歧视为名，将其暂时解职。
Mariame说每人戴头巾的理由不一样。去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她戴头巾，出于宗教信仰，但也没想着说要保护自己，不让别的男人看她。成年之后，她试图解释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但大家老说我跟别人不同。我想反正我都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就戴上头巾给你们看。有时候，我想跟全世界作对。”
说到这，服务员小哥端上我们刚才点的饮料，但搞混了。“我长得样子像是喝酒的，但不是，哈哈。他以为我喝酒，你喝软饮，哈哈哈。”现在，少有人从她的外貌猜测出她的过往和身份。
她曾是别人眼中的“被压迫妇女”。但她当时戴头巾是自愿的，属于个人选择，这个解释让些女权人士很难堪。
“这挺矛盾的，她们希望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实现解放，但却要把她们从大学里驱逐出去。你想，一个所谓’被压迫妇女’会主动去上大学么？大学是求知和交流的场所。我去上学时，发现了整个世界。”她说。
所以，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坚决支持平权。各种层面的平权。她最见不得别人受欺负。有次坐火车，旁边一个阿拉伯裔小哥怀疑罗姆小孩试图偷他钱包，便要抽他，Mariame看在眼里，对邻座说，“他就是一个孩子啊。”她不明白，同是法国社会被歧视阶层，大家怎么也相互“残杀”。
但有点她很确定，自己绝对是个新时代女性。
戴上头巾
Attika Trabe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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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周四晚，24岁的Attika要干一件“大事”。她很镇定，一直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掉价。
20点55分，190万法国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他们要看“政治节目”（Emission politique），这栏目每次请个政治人物， “折磨”她／他三个小时。看名字就知道是纯政治，但节目组备足了冲突的料，特有戏剧效果，收视率极高。如果“吐槽大会”严肃点，再严肃点，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Attika作为“公民嘉宾”，对峙的主咖是位“过气”的大佬——法国前总理曼努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他多次抨击穆斯林头巾，极为强硬，比如头巾等同于对“女性的奴役”。这名法国中年白人男性政治家曾说：“我们要帮助你们实现自我解放”。
“Attika Trabelsi，法国高等师范大学(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毕业生。企业家，曾创立出售摩洛哥手工艺品的网上公司。同时在Lallab协会很活跃，该协会致力展现穆斯林女性多元化。”主持人介绍说，她是穆斯林，也是女权主义者。
那晚，她戴了条墨绿色头巾，上衣也是墨绿色，蓝色牛仔裤，配上一双深棕色牛津鞋。坐在那儿，落落大方。她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前总理，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些话，我感到被侮辱了，特难受。”不知怎的，提到“侮辱”或“难受”两个词，她总会试着挤出一些笑容。
因为头巾，她在生活中遭遇不少歧视，被银行禁止进入，或被陌生人莫名质问。在她看来，前总理的言论，为这些歧视正名。“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她说，从这一层面来看，戴头巾和裸露胸部的象征意义，一个样。
我是这190万名观众的一员，第一次听到有人将女权和头巾联系在一起。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穆斯林女性都是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表述中。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自己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们，政客也好，媒体也罢，但没人给我们讲话的空间和机会。”她也很清楚，这节目请她去，出于收视考虑。社交网络时代，语言暴力凶猛，她把自己暴露在舆论场，有危险。“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表达）平台”，Attika早有心理准备。
节目结束后三周，三个匿名推特账户每天给她发女性断头的照片，说“这就是你们这种女权主义者给伊朗带来的后果”。每天早晨都这样，她一醒来就看到血腥照片。“我当然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作为穆斯林女性，我只是呼吁个人自由，每个女性都可以去选择。”她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如此恶毒。
也有不少陌生人写信给她说，“我的女权观点还停留在六十年代，拼命地讲女性解放。我曾反对女性戴头巾，将她们排斥在外。听你辩论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女权主义想法如此不宽容。”
Attika说她谈的是穆斯林女性，更是所有的女性。女权主义应该是包容的，“每个女性有权选择她喜欢的方式”。
她选择戴上头巾，感觉自己活得更好了。但有时人们会跟她讲，这是落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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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在巴黎十二区的“协会之家”(la maison des associations)见面。
怎么看，Attika也同“落后”不搭边。高材生，长得美且踌躇满志。那天她戴的是蓝色头巾，露出脖子的那种，有点长，左边搭下一截出来。她人很瘦，穿着特有腔调：白色丝质衬衣、黄色碎花细围巾、蓝黑色碎花裤子、黑色皮质凉鞋、脚指上涂了鲜红的指甲油。一看就知道她是个爱美的姑娘。
一次她去法国地缘政治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e Géopolitique)面试，当时打算申请这里的硕士研究生。面试官老师问她，“你戴着头巾，以后打算干什么呢？”听到这话，她特别想说，这关你们什么事，看我的经历和能力就好，干嘛问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她特别温顺地回答，装幼稚说：“跟其他人一样啊，给人打工或者创业？呃……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顿时，面试官特别尴尬，又说“嗷，你没有问题，你戴着戒指了么。”
Attika当时戴着一个银质的戒指，有点伊朗风格。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能说出这样的话，她感到震惊。“他意思是说我不是那种戴黑色头巾的姑娘......或是我长得好看，戴头巾也没事。”面试官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很不得体，第二个问题更是有些歧视女性的倾向。她想，天呐，怎么这样。
Attika是勃艮地（Bourgogne）人，高考结束那年她18岁，刚成年，来巴黎读书，开始戴头巾。之前，她不戴，但也戴。就是说，她去清真寺，会戴头巾。她一天要做5次祷告，也会戴头巾。
来巴黎前的暑假，她去了希农城堡(Chateau Chinon)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学习。两周时间，她都戴着头巾。来到巴黎，便没再摘掉。她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
很多女孩，年龄很小未成年，家里人也会要求戴头巾。Attika说这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怪象”，跟穆斯林世界的“父权”现状相关。
一直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智者都是男性，他们一代又一代，阐释文本。对可兰经的解读也是男性的解读，“父权”就是这么一点点形成的。
在法国，头巾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在大学能不能戴头巾？在公司可不可以戴头巾？去年的“布基尼”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一窥现代法国社会矛盾的一个切口。当时我想，如果我一亚洲人去法国沙滩，穿上青岛大妈的“脸基尼”，警察会来问我话么。
头巾和宗教相关，但也是女性穿搭，这是个略带私密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不知如何谈起，有些支支吾吾，知道不管问什么，总会有些突兀。
Attika主动向我讲述她戴头巾的原因。
“我这么说很奇怪”，在一个“光着头”的女性面前，她这样开场来试图获得我的认同，“戴着头巾，仿佛我戴着伊斯兰的价值和理念。”“当我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时，头巾提醒我，Attika，不行，你是个有价值观的人，必须做出榜样。你是一个戴头巾的女性，你代表了伊斯兰，你必须做出榜样。”
另一个原因，和她女权主义者身份相关。“在法国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大家觉得她们都是被压迫的。她们待在家里，看孩子。我做出这个选择，希望打破偏见。作为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我可以在很多层面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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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她在一家名为“Cap ou pas cap ?”的公民环保协会担任项目总监，此前在联合国项目支持下，曾合作创立一个促进国民教育的协会，名为Solidascension。
她在工作之余，同丈夫合创手工艺品网购公司——Fez Online，从摩洛哥进货，在法国卖。去年七月，他们到摩洛哥旅游，看到当地手工艺品美妙，但却只是依赖旅游业，同时好多年轻人失业，才萌生开公司的想法。她的所做所想，总有些公共利益的东西在。
问她为何对参与公共生活和协会如此感兴趣？她说：“分享和互助，为了帮别人达成所愿。我希望离开人世时，能看到这个世界比我出生的时候要好一些。”这是宗教里讲的，也是父母教她的。
她在法国高师学习地缘政治，主攻国防方向，昔日的同学，大多在联合国或法国国防部工作。做外交官一直是她的梦想，如今她在一家协会工作，想想还是有些不甘心。看到同学的境遇，她觉得自己应该更有野心，“就算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也要有追求和野心。”她希望，以后能在国际事务领域工作。
在法国，国家具有中立性（neutralité）。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不太可能成为外交官。因为她不能既戴头巾，又成为国家的代表。Attika很清楚这点，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说到这里时，她苦笑了一下。
法兰西共和国的中立性是“政教分离”（laïcité）法律中的一条原则，即国家不得资助或雇佣任何宗教及相关人员。1905设立的这宗法律同样规定，共和国应该保证各种信仰自由，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行使信仰的权利。
在法国，挺多人都不大清楚这点。Attika给我讲了她如何被银行禁止进入的亲身遭遇。
时间回拨到2015年“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几个月。Attika回到勃艮地家，去银行办业务。她摁了办事处门口的按钮，等待银行工作人员开门。摁了又摁，门还是关着。她不明白，看到门口贴的通知，才恍然大悟，上面写着：“进入银行前，需要摘下头巾（dévoilé，也有露出脸的意思）”。“我就是这样啊，大家能看到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和我的嘴。”Attika很委屈。
她一直摁，一直摁。最后有个女人出来对她说，你不能进去，因为你不是光着头的。Attika说这么做违反法律，但这女的仍坚持。后来她威胁说要告银行，门才打开。
人心惶惶，这跟当时恐袭后时间点有关，但她“跟所有法国人一样，面对恐袭，很痛苦。”偏见战胜常识，她有时反问自己，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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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个体很难理解他者。这时候，萨特的那句话，“他人即地狱”，总可以派上用场。
作为一个“光着头”的女性，我不假思索，问她，“社会压力这么大，有没有想过，摘下头巾，说不定生活会更轻松？”和很多东方人一样，我对宗教信仰，总有一种务实、投机式的解读。
Attika从没想过。
她觉得戴不戴头巾是个人选择，也与信仰有关，是很深刻的一问题，若仅仅因为外在原因摘掉，自己也会觉得委屈。可大家总是对她们说，快呀，摘下头巾，生活会更简单的。
她身边很多朋友，为了找工作，摘下头巾。上班“光着头”，下班再戴上。但这么做后，她们并未因此有多开心。想起来都说，“靠，那（“光着头”的）真的不是我。”
“可能不戴头巾，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举动。但在这些女性内心，有种无法释然的难受在。”Attika说。
压力是双重的。
“一种是主流社会压力。你摘下头巾，大家说，太好了，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被解放了似的。他们会把你当成借口对其她人说，你看，她就摘了下来。因此你也可以做到。”
摘下头巾，社会认为这进步积极；戴上头巾，社会认为这落后负面。社会认同“间接能够调控女性的意愿。”Attika说。
另一种压力，来自族群。“穆斯林群体认为，戴着头巾，代表了某些东西。一个女性戴上头巾，是一种选择，也是宗教层面的‘达成’。”摘下头巾，别人肯定会问她为什么。和戴头巾一样，Attika不希望大家老来问她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她说，“戴上摘下，问题性质都是一样的。”
她举了帕斯卡尔赌注的例子，这名法国哲学家拿上帝存在打了个赌，如果上帝存在，你信仰上帝，就赢了赌注；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得出的结论便是，信仰上帝，无论如何，总不会吃亏的。
“可兰经里讲了戴头巾，我信了，觉得生活特美好。有人也说，古兰经没这么讲，戴头巾非常落后。讲或没讲，我的生命都有了意义，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采用“他者”的逻辑阐释自我，希望“他者”能明白。
“不要来解放我们，我们会自己搞定的。”她说。语气里仍是那种一如既往，满满正能量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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