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博斯曼赢得了那场轰动的官司，改变了足球历史，但他本人却依旧失败，他曾酗酒、家暴并想过自杀，至今失业，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一个闪耀着旧日荣光的小人物。

“任性先生”

今夏的一天，时间已是夜里10点，在巴黎十区的一家旅馆，51岁的博斯曼急了眼，他手里拿着比利时身份证，冲前台大吼：“我是欧盟公民，你凭什么还要看护照？”同样让他不爽的是，前台小哥用“你”而非“您”来称呼他。

博斯曼戴一副半黑框眼镜，里面的小眼睛出奇的小。这副眼镜带给主人文绉绉的气质，与这个性情刚猛的男子搭配，有些许违和感。他不高，上半身厚实有肉，两腿则有些瘦弱，不成比例，不像是正儿八经踢过球的。体育记者凡尔若第一次见他时就想，“这身板，也太平庸了”。

这天，原本是博斯曼难得的又被记起的日子——他受邀来法国参加一档足球节目录制，还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谈了谈英国脱欧以后“欧洲足球何去何从”。那家旅馆的90欧元住宿费早由组织方垫付，他可不管这个，一言不合，就成为了“任性先生”。他像是自己跟自己怄气，在那个周日晚上跑到附近的北方火车站，硬是在候车室过了一宿。第二天清晨，乘5点最早一班火车回家。

博斯曼说自己不轴，但难容“不公道”的事儿。他的秉性没有改变——当年推进欧洲足球历史的，正是这份偏执。

1990年到1995年，极其普通的职业球员博斯曼，与欧足联打了一系列漫长而轰动性的官司。最终的胜诉，催生了伟大的“博斯曼法案”，相当于把“奴隶制球员”变成了自由人。

1988年，比利时甲级球队RFC列日以7.5万欧元购得博斯曼，合同结束后想和他续签，但工资减少75%，每月不及1000欧元，他希望转会去法国的敦刻尔克俱乐部，RFC列日不同意。

“踢球的是奴隶。人们不会问职业球员怎么想，只管把他们买来卖去”。早在1963年，法国著名球员雷蒙德·科帕就这样抱怨职业球员面临的困境。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球员没有自主权，合同结束后，转会也须经原俱乐部同意。到了1990年代，欧洲足球仍是“奴隶社会”。

“公众眼里，球员喜欢耍大牌，不知天高地厚。但你们不知道俱乐部怎么待球员。丛林世界，永远弱肉强食。若球员不愿签订合同，对方强势得很，只需问你一句话：签还是不签。不签？好，那甭踢球了。”如今的博斯曼谈及此事，就学着对方的声调，气势汹汹。

博斯曼觉得这不公道，拒绝续约，后来收到比利时足协的一封信，说他被列入转会名单，明码标价30万欧元，这明摆着是将他一军——要么接受只是原来标准四分之一的薪资，要么接受高于自己身价四倍的转会加码（哪里会有俱乐部肯买他？）。

博斯曼愤愤不平，没有像千百个职业球员那样忍受这“不公道”，1990年起，他开始打官司，申诉球员应有的权利。那年他26岁。

“像个恐怖分子”

博斯曼首先把RFC列日俱乐部和比利时足协告上当地法庭，本希望以此为筹码，在调解谈判时赢得主动权。但是，当他去找老板商谈，对方根本没拿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当回事，觉得顶多闹腾两个星期，很快便消停。“我在乎公道，打官司后来成了执念。”被告的傲慢，反而让博斯曼更加坚定，发誓一定会走到底，他形容当时自己执拗得“像个恐怖分子”。

1964年10月3日，博斯曼在列日郊区小镇昆特出生。那时，昆特还是个工业城，他家住的地方，开窗望去，不少矿场。他父亲是挖煤的，母亲在当地学校做保洁。他排行最小，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自幼有着任性的一面。

博斯曼说自己家境很差，但讲规矩，活得够体面。父母家教严，出门要注重仪表；待人接物要有礼貌，他们非常在乎的是，不能被人看扁，不能受欺负。

因为家境贫穷，又读书很少，博斯曼从小就生性敏感，自尊心极强。他见不得别人的命令口吻，比如“闭嘴，照我说的做”，完全受不了这一套，就算对方是教练也不成。他吃软不吃硬，渴望被尊重，“博斯曼先生，您能不能……”，这样的问话他比较受用。

十来岁，无心学习的他痴迷足球，闲时便去训练，家里有姐姐们在，他不用多操心。小小年纪，很快进了标准列日俱乐部少年队，打过不少青少年联赛，还去英国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踢过球，也曾在国家队少年组里当过队长。“我曾是最好的球员”，他回忆说，语调干脆，不容置疑。

     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美好时光”，人简单，踢球动机单纯，足球还是玩耍的游戏，与乐趣有关。当时球员同媒体也亲近，记者们随随便便都能到球员换衣间，问这问那。不像现在，球星被隔离，特金贵，讲话都得小心。

他17岁开始打职业联赛，18岁签了第一份合同，为标准列日俱乐部踢球，也算少年得志。那时的标准列日队，在欧洲的地位比现在强许多，1984年，刚满20岁的博斯曼就作为替补参加了欧洲冠军杯，队内有一些欧洲明星球员，比如尼科·克拉森和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博斯曼在比利时甲级联赛中踢了近百场比赛，他承认自己是个中等水平的球员。“我一点都不咄咄逼人，不抢功，每次团队能赢个好成绩，我便很开心了。”在体育记者凡尔若拍摄的纪录片中，博斯曼当年队友弗里德里克也说，“球场上，让－雅克（博斯曼的名字）不强势，球场外同样如此。他人很敦厚，有时……太敦厚。”

另一座柏林墙倒了

博斯曼的两名律师分别是米松和杜邦，他们利用媒体，大肆渲染官司。当然，小人物博斯曼也乐得如此。

有一家电视机构拍摄了这样的画面——博斯曼戴上手铐脚镣，在足球场上踢球，停下来，又把手铐锁在球网上，对记者说，“现在他不能转会，又没工资，是俱乐部的附属品，似一口牲畜，令人生厌”。在九十年代质朴的画面中，博斯曼面庞稚嫩而坚毅，他知道通过炒作引起公众关注。

他操着一口典型的列日口音，每两个音节之间起伏得厉害，像在说唱。“我口才不错，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都游刃有余。” 他没读过多少书，我很纳闷，这才能从哪里来的。他不信教，但相信冥冥之中有人帮了他一把。他比普通球员要聪明，会说话，官司最后能打赢，这是必要条件。

舆论效应扩散，公权力受压，也间接保证了博斯曼的人身安全。他说自己从没收到什么威胁，不过他的律师曾收到对方律师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要当心”。

一度，博斯曼在比利时一家丙级俱乐部踢球混日子，月工资仅为550欧元，随后他离开欧洲大陆，跑去法属留尼旺岛踢球，也没什么建树。“比利时圈里混不下去，我想去国外踢球，但欧足联规定，俱乐部最多雇佣三名欧盟外籍球员，所以在选外国人时他们特别谨慎”，博斯曼觉得这太没道理，1992年把取消外籍球员限额这条，也列入自己的官司诉求。

“他们烦我一尺，我要整他们一丈”，他愤然。“我是老虎，但他们把我当成一只狗。好吧，说我是条狗，我就是条狗，但你们要知道，狗是会复仇的。”

两年后，比利时当地法院在一审和上诉二审中均判博斯曼胜诉。1993年，案子打到比利时最高法院，后转交给欧洲法院。

1995年12月15日上午10点，31岁的博斯曼来到卢森堡的欧洲法院。他还记得那天身着一套深绿色西装，非常考究，这是在服装店工作的前妻特地为他挑选的，整个人看上去“年轻帅气”。门口围满了记者，像是“大球星马拉多纳要过来似的”，有人抛出问题，他神情紧张，但故作淡定。当天，德国大律师兰斯宣读了著名的“博斯曼法案”。

      从此，运动员作为普通劳工，在合同到期后，可自由转会；而且，俱乐部及联赛主办方不再限制欧盟外籍球员的出场人数。

我问博斯曼：“听到宣讲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这五年的斗争啊。就像另一座柏林墙倒塌。”

博斯曼的胜利真的是“小人物”的胜利？事情好像没这么简单。

九十年代初，欧洲联合的支持者们踌躇满志，建立政治共同体后，接着把统一货币体系提上日程。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首脑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

在这样的背景下，足球帝国就显得特别扎眼——无论欧足联还是驻扎在欧洲的国际足联，全都财力雄厚，人脉深广，自成王国，一直拒绝变革，不把欧盟法令放在眼里。时任欧盟商业竞争专员的比利时人米尔特说：“10年前，我的前任曾指出，欧足联内部规定违反欧盟法规，希望他们逐渐实现转型，但对方置若罔闻。”

台面上，博斯曼个人和欧足联掰手腕，背后其实隐含着欧盟委员会同欧洲足联甚至是国际足联多年的恩怨。

对于这场官司，起先，欧盟希望博斯曼同欧足联庭外和解，但后者拒绝做出丝毫让步，直到裁决前几个月他们才觉得情况不妙，出价45万欧元想和博斯曼私了。一切都太晚了，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Fifpro）也联系到博斯曼，表示会资助30万欧元，鼓励他把官司打到底。

世界不属于他

今年欧洲杯期间，我特意去了博斯曼的家，为的是更真切地感受这个戏剧性人物的现实处境。

博斯曼的家位于比利时东部，列日省阿旺斯市乡下。教堂边下车，我沿马路牙子走十来分钟就到了。一座独立院落的复式洋房，浅红砖墙，门前有个白色复古样式的收信箱，旁边是片小草坪，典型的白丁之家，又像极了六七十年代美国郊区中产阶级住宅区，疏离而琐碎。

我在旁边的小红门上敲了三下，马上听到蹭蹭蹭的脚步声。门缓缓打开， “这里不好找吧？阿旺斯跟巴黎有没有很像？”这名脸蛋微胖、头上已谢顶的主人问道，音色高亮。见我一脸疑惑，博斯曼只得自己圆场：“这是个笑话。”红扑扑的脸颊依旧绷着。

       开放式厨房，客厅特明亮。它过于干净，少了些烟火气。墙上挂着他两个儿子的照片，桌上也摆着彩笔画。橱柜靠墙，摆满了纪念物：年轻时踢球的靓照、法案公布20周年时的纪念奖杯和彼时在阿姆斯特丹庆祝的照片集，他的两个姐姐和外甥女陪他一起参加了庆典。

后院有个大游泳池，浅蓝色的底，阳光下鲜亮耀眼。

这个男人曾令世界侧目，但世界不是他的，他几乎回到了人生的起点——现在的居所离出生地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

这个比利时人非常法国。家里铺着法国石头地板，用他的话讲，“一般比利时家里看不到的”；结婚时买的黑色栎木桌椅也是法国货；他不喜欢比利时啤酒，偏好葡萄酒，尤爱粉红的；他钟情“法国猫王”甘斯布尔，爱听邻国爵士才子努加罗的歌；还称自己是个“革命者”。

我们聊欧洲杯，聊本泽马，“他们都不完美，应有权利犯错才行”，他一板一眼地说道，满满的同理心。“齐达内也是，多亏了’博斯曼法案’，他才能去皇马踢球。”——他总是绕不开自己的辉煌成就，当然，他的胜诉确实功德无量，影响巨大。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球员解放了，在同俱乐部的博弈中占据上风。1995年之后，欧洲球员转会增长了3倍，转会费和球员薪资也像脱开缰绳的野马一样，不断创下天文数字。欧洲足球进入滚雪球的商业年代，钱生钱，钱引钱，富有的俱乐部更加富有，它们不惜花费高价，在全球采购球星，最终形成豪门独大的格局。

被“诅咒”的日子

博斯曼现在的居所，是在胜诉之后买的，原本买了两套房，因为生活日渐拮据而卖掉了一套。同样因此卖掉的，还有当时买入的二手保时捷。

“博斯曼法案”引起足球领域的天翻地覆，博斯曼的日子非但没有好起来，反倒更糟糕了。差不多五年的官司期间，他没有放弃踢球，但终究无法专注于训练和比赛，“我的足球生涯，其实在26岁就结束了。”他无奈地说，“我打官司，让各地职业球员获得自由，但自己却被足球诅咒。”

1995年官司结束后，除去纳税，他总共获得30万欧元赔偿。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包括各类赔偿补贴及电视台Canal+一部纪录片版权费，博斯曼的总收入接近一百万欧元。他创立了同名衬衣品牌，但只卖出一件成品，余下的草草捐给了“爱心餐厅”协会。

那时的他不缺钱，但缺乏心理安慰和指导。到了后来，心理疏导没有完成，长期的萎靡似的经济也困顿起来。

      阿旺斯市社会中心曾给他一份工作，但他只干了几天，就放弃了。他曾靠每月领取的575.45欧元低保过活，后来市政府嫌他不好好找工作，去年7月份起停发。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偶尔给他塞点工作，让他赚点小钱。每逢“法案”五周年、十周年纪念，会有许多记者想起他，一窝蜂地约访，他也趁机捞点报酬。

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答应给他一个三年的工作合同，做协会的形象大使。他似乎又有了憧憬。

“如果1995年之后的每次转会分我1欧元，现在我有钱买下整个列日市。”博斯曼年过半百，仍生活在有些虚妄的假设当中，“如果没打这场官司，我会更有钱。”“如果足球工会组织给我设立一项基金会，我便不愁吃喝安度晚年了。”……博斯曼“吃了一个’如果’,再剥一个’如果’”，像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

一场悲喜剧

我与博斯曼闲聊，苍蝇时来时去，嗡嗡作响，他怪不好意思，拿来一个绿色苍蝇拍，塞到我手里，回到吧台高椅上，接着抽烟，“附近有养牲畜的，别见怪”。一句话，立刻把人从历史念想中叫醒，直接拉入比利时的大乡村。

在乡下，邻居有时会私下开玩笑：“嘘，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当然，热心肠的他们倒也愿意不厌其烦地听博斯曼聊聊他的青春，他见过的花花世界，他当年的戎马人生。博斯曼喜欢用第三人称讲自己，这样，故事里的主角更像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博斯曼说话爱打手势，动作幅度大，好似小孩向成年人讲事情，夸张而不加掩饰。他走路有些八字，而且摇晃不已，仿佛还没有从宿醉中醒来。

想当年，一场接一场的官司，媒体的热切关注，让博斯曼活得很沉重，“压力太大，想释放一下，便老去喝酒”，他希望逃到一个“人造天堂”里，躲避这一切。第一任妻子不堪重负，离他而去。在打赢官司以后，他并没有释然，反倒觉得世界对自己亏欠更多。

因为酗酒闹事，他曾上过当地社会新闻版面。2011年，他打了第二任妻子和继女，被告上法庭。

杜邦与博斯曼同龄，原本只是一个稚嫩的实习律师，借助博斯曼的官司，他一举成名，如今在鼎鼎大名的西班牙罗格国际律师事务所任职。博斯曼与杜邦早就闹僵了，好在现在与米松关系还不错，视其为亲人，不过，他难免会发出感慨：“官司前，他只有一家律所，如今开到了三家。”

好像所有人都从这一官司中受益，唯独他是个例外。“后来出了那么多的亿万级球员，但里面没有我”，现在讲起来，都听得出酸酸的味道。

其实还是有一些老一代球员知道他、感谢他，比如荷兰球员马克·范博梅尔。如果没有”博斯曼法案”，2005年，他无法顺利从埃因霍温转会去巴塞罗那。2012年夏天，他出钱请博斯曼外出度假，以表心意。

年轻一代球员，可能都不知道博斯曼的存在，会认为欧盟范围内不分国籍、自由转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博斯曼法案 ”里的“法案”一词，在法语中是arrêt，也有“停止”和“暂停”的意思，不少记者拿这个文字游戏做文章，比如法国体育记者凡尔若的纪录片，片名就是《博斯曼，按了暂停键的人生》，一语双关，说的是历史，也是个人。

对于片中主角博斯曼，凡尔若评论道，“他打败了体系，最后又被体系吃掉”。博斯曼的人生故事好似个人和体系角力的一种隐喻。

“这是场悲喜剧”，他自己也这么说。

在居住的社区，博斯曼是个健谈但严峻的“邻居”，只有嘲讽足球界大佬时，才会笑出声来。“你知道吧，布拉特曾是个邮局小职员，负责分拣信件”，他对此津津乐道，“上岗前，人家可是接受了严格培训的”，为制造喜感，他在“严格”这个词上加了个重音。“快点快点，求求你们快点”，博斯曼冷不丁模仿起“小职员”布拉特，倒先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

这种“大人物前传”的段子，他怪得意，每次都讲给记者听，言语中有他喜欢的“复仇”的快感。

原文刊发在乐视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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