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平均年龄45岁，不少出身东北，定期给家人寄钱，每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以巴黎华人性工作者为主角，拍摄电影《站街女》，描绘了一个“女性人物画像”。他试图理解，不做批判，更希望通过这些人的遭遇，揭示当今法国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统治、操控、主宰和不公。

2013 年初，邱岚接到经纪人一通电话，得知纳埃尔•马朗丹(Naël Marandin)正筹划拍一部电影，是关于巴黎中国妓女的，女一号还没找到。她一听，心想：“妓女... ...演妓女，我行么？” 第一次去试镜，她穿上红裤子，特俗气的那种，想从外形上尽量往人物身上靠。

       邱岚说，“当时我把自己打扮的很……”，她硬是把 “妓女” 两个字给咽了下去。现实生活中，给性工作者祛魅还是好难，这个词出口前一般人还是要掂量掂量。

      经过 6 次面试，她被选为女主角。后来知道故事里的人物跟自己想的特招摇的那种形象不是一回事。

“她们像是街上的布景道具”

     

 电影名字叫《La marcheuse》，今年二月初正式首映，这个词在法语里有两层意思，直译是“走路的人”，但后来又有“站街女”之意。

        “你知道站街女这层意思是从哪里来的么？” 舞蹈出身的邱岚是东北长春人，目前在法国定居已有十五年了，在巴黎三区一家咖啡馆里，她坐在我面前，没等我开口回答，便滔滔不绝接着说，“过去，舞台上的活布景和活道具，统称为marcheuse，她们毫不招摇，只求无声无息地存在，所以法国人给中国妓女起了这个称号。她们走来走去，像是街上的活布景活道具，有些群众演员的感觉。”

       巴黎东北角上有片街区叫 “美丽城”（Belleville），居住人口的族裔背景和社会阶层多样，是当地有名的混居区。这里有一小片是华人聚集地，被称为法国版的 “法拉盛”。

       从 “美丽城” 地铁出来，一眼看到 “幸福楼” 大酒店的中字标牌，边上有个叫 “中国红” 的超市，进出的人特别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附近的维莱特大街（rue de la Villette）边，总会有几个亚洲面孔的女性零星站在那儿，她们年龄约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长发，略施粉黛，扮相特朴素。每天这里人来人往，熙攘热闹，“活布景活道具”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

《站街女》的主人公林爱玉是 “她们” 中的一员，她在法国没有合法居留，是个 “黑户”，和十几岁的女儿樱桃寄宿在一个富有的巴黎人家，这家主人是个瘫痪的老头，林照顾他吃喝拉撒，以抵换房租。平时她在 “美丽城” 揽客，补贴日常开支，并寄钱给东北的家人。一天，一个欠债累累的小混混——邻居丹尼尔（Daniel Alves）被人追打，闯入她家，林的生活发生转折。

女：你要跟我结婚。
男：你神经病，想都别想。
女：你想要我的钱，就得跟我结婚。
男：你再说，我会亲自调教你女儿，带她长些生活经验。
女：你敢这么做，我杀了你。

       现实生活中，很多站街女为了解决居留身份问题，会选择和当地人假结婚。拍这场戏的时候，邱岚还记得自己全身都在颤抖，心里想，“我是个母亲”，她和自己演的角色林，两人都是。

       导演纳埃尔不断跟她说戏，希望她理解强者和弱者的辩证关系，能够表现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如何博弈。他常说：“有些人看上去是弱者，但是他／她可能比你想得要强很多。”

1981 年在巴黎出生的纳埃尔，毕业于巴黎高等政治学院，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府之一。19 岁那年他通过学校交流项目，去中国待了两年。

       回到巴黎，他找了份普通工作，后来辞职，拍了两部短片，中间在 “荷花车” （Lotus Bus）做了近七年的志愿服务。“荷花车” 是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下属的一个机构，主要任务便是救助在巴黎谋生的中国性工作者，给她们免费发放避孕套并帮她们预防艾滋病感染。

       “不管是站街女，还是警察，我都用友善的眼光打量他们，试图去理解，而不是做评判。”他强调这些都是从“荷花车”那里学到的。

       他熟知 “美丽城” 站街女这一群体，可以说这部电影用纪录片的素材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在电影里，这些元素被重新排列组合罢了。

       当事人看了电影，跟纳埃尔开玩笑说，当时拍警察那出戏，吓跑客人，害她们赚不到钱。玩笑之余，她们不忘对他说，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片子里讲述的特别像，给导演莫大的肯定。

但她们争论最多的还是林的女儿樱桃。她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便接到法国，这个做母亲的，太不负责任了。她们担心，影片播出后，观众会不会觉得她们都是些不负责任的母亲呢。

       看完电影，她们的落脚点却是这个 “母亲” 的身份，并以此提出质疑，有些让人意外，但不难理解。站街女只是她们人生中一个暂时的身份，她们首先是女人和母亲，但在别人眼中，性工作者这个极具争议的标签有时太过显眼。

“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

        “平时没事，我就到‘美丽城’，坐在一个角落去观察。她们站在商场门口，有时还会跑到镜子前照一下。你想，有些都是 50 岁的人了，之前或因夫妻不和跑了出来。在国内，她们可能顶多去跳跳广场舞吧，但在这里她们挣钱养家能为别人干点事，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邱岚说。

       确实，她们中大多数生活独立、财务自由，并非受制于老鸨，每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骄傲和成就感。之前我跟一名五十左右的站街女聊天，听她说外甥喝的奶粉都是她一罐罐从法国寄回家的，特自豪。

       可 “实现价值” 是个大词，太过正能量，我不确定当事人是否会有所认同，毕竟她们平时还要冒着被无良客人殴打的风险，谋生之余疲于奔命。

据 “荷花车” 2014 年报告统计，他们在这一年接触到1424名站街女，平均年龄 45 岁。其中 55 %的人经受暴力殴打，38 %的人曾被强暴。近五年，巴黎发生过至少两起中国妓女被杀案件。干这行，她们大多数是因为无路可走，并非出于自愿。

       邱岚的“价值”论，说的是她们，也有点鼓励自己的意思。年近不惑之年，因为哥哥去世，她很长时间从阴影中走不出来，想换种活法，决定从舞者转行去做演员。从2008年起，她在法国最好的私立戏剧课堂CoursFlorent进修，已经不是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了，她还在冒险去追寻一些什么东西。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邱岚和自己扮演的角色林似乎都做出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此外，她俩都是东北人。

       上世纪 90 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国企改革镇痛，不少人下岗。

       1991 年到 93 年，邱岚在北京舞蹈学院读书，她说：“那时大家突然都下岗了，一个月只有 150 块钱，我也帮不上忙。快过年了，我记得东北打砸抢特别多。有一个人为了抢一个钱包，把人杀了，其实钱包里也只有百十来块钱，这可是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人。东北乱成一片了。当时记得过年前，大家说不要出门。当时太狂了，害怕死了。因为负担不起，很多人都自杀了。”

       邱岚哥哥当时在长春木材厂上班，下岗后，天天喝酒钓鱼，无所事事。“当时我嫂子在宾馆还有一份工作，我哥哥觉得自己太无能。一个男人养不了家，要靠一个女人，他就更感觉羞愧了，反而老对我嫂子发脾气，感觉整个家就要崩溃了。”隔了这么年，提起往事，她还是特别感慨。

       二十年前这里发生的变动，在地球另一端以一种看似不相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应该也是蝴蝶效应的一种吧。90 年代末，在巴黎出现了第一批中国性工作者，她们多数来自中国东北。

为了塑造人物，邱岚跟一些站街女聊天，其中一个之前在国内做生意，有一次价值几十万的货在国际列车上被偷，丈夫酗酒，她便出来闯闯看。开始在当地华人家庭做保姆，因主人们太过苛刻，她受不了这种剥削，后来跑到 “美丽城” 站街。

       在 “荷花车” 上，她还遇到一个女的，45 岁，人特别漂亮，大高个，头发挡着脸，是东北农村来的，家里也都是农民，老公酗酒老打她，她后来跑了出来，在巴黎站街，供自己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儿子毕业了想在北京买房，她寻思着得把首期付了吧，等到首期搞定，她就不干了。她曾遇到一个在机场工作的法国人，他想跟她结婚，但她说：“我不能结婚，因为结婚他也不能给我钱。我没有钱，他会看不起我的。”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 可能是因为常年在中法两种文化间游走，邱岚时不时拿两个国家做比较。

      “在法国，你知道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老问我，你叫邱岚，还是岚邱？我说，我叫邱岚。他们问说为什么姓在前？我说中国人永远是祖宗姓氏最重要的，而‘你’不是很重要。法国人，永远是我我我我我我。中国是什么？永远是挣钱为我儿女攒攒攒攒攒。” 她说。

       华人妓女现象考问法国社会

       2 月 3 日电影正式上映，当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对 “反对卖淫” 法案进行最后一次审议。历时两年半，这个极具争议的法案于 4 月 6 日终被通过。

       在法国，卖淫不违法，但揽客和协助卖淫的行为则被法律禁止，比如此前有中国留学生收钱替站街女在网上发布小广告，被警方发现后罚得不轻。新法废除街头揽客这条轻罪规定，从法律上认定妓女的受害者身份，制定一系列救助措施，促使她们离开这一行，融入社会。

但 “反对卖淫” 新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里面新加了惩罚嫖客这一条，嫖娼者被警察发现，面临 1500到 3750 欧的罚款。有人说，政府本是救助 “好意”，但站街女却不 “领情”，但要知道，惩罚嫖客法案通过后，性工作者的生意会更难做，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上街抗议了好几次，要求政府撤消这一法案，还打出 “身体属于自己” 等标语，特别醒目。

每次参加游行的队伍里，总会有个中国小方阵，这便是华人站街女 2014 年自行组织起来的 “铿锵玫瑰” 协会。据法国杂志Les Inrockuptibles的网站报道，4 月 6 日的游行中，他们采访了协会有个叫越越（音译）的性工作者，她笃定新法肯定会影响她们工作，告诉记者说：“我的客人肯定会遵循法律规定，不再来找我了，到时我还得自己跑到其它特偏僻的地方去。”

她们在异国土地上，学会了游行示威，以法国人的方式维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在想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们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方式吧。纳埃尔说：“你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肯定会有所改变。她们争取该有的权利，畅所欲言。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有这种经历，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一般提到妓女，我们会用社会边缘人群去形容她们。纳埃尔有不同的理解，他说：“这些女人之所以选择（卖淫）工作，因为法国社会给她们留有很少余地，她们机会很少。我们常说妓女、外国人、非法移民和穷人是社会边缘人。但这不准确，他们是社会中人，但社会地位特别低，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法国，当我们把某一人群定义为边缘群体时，其实在大多时候，是忽略了更严重的社会现实。

       电影里，女主角林爱玉通过她照顾的法国老人和法国警察，和当地社会紧密相连，只不过她总是永远被操纵、被主宰的那一方。

电影里有个镜头让人难忘。一天，老人的儿子突然回家探访父亲，他在厨房看到烟头，转身问林说招你的时候，明明说自己不抽烟的。林小心翼翼，回答说这次抽烟实属偶然。儿子说，你这样，很难让人再信任你了。林窘迫，保证没有下一次了。儿子走之前，给林一叠小费，放在桌上。

       儿子讲话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和不得体之处，但类似场景我们太熟悉了，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好像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这一幕。

       邱岚说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纳埃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不平等且极不公平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激烈，控制主导的属性越来越强大，我希望通过电影把这些层面的东西表现出来。”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讲中国妓女的，还不如说它更关注的是法国社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