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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足球职业化先驱博斯曼:失败的胜利

让-雅克·博斯曼赢得了那场轰动的官司,改变了足球历史,但他本人却依旧失败,他曾酗酒、家暴并想过自杀,至今失业,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一个闪耀着旧日荣光的小人物。

“任性先生”

今夏的一天,时间已是夜里10点,在巴黎十区的一家旅馆,51岁的博斯曼急了眼,他手里拿着比利时身份证,冲前台大吼:“我是欧盟公民,你凭什么还要看护照?”同样让他不爽的是,前台小哥用“你”而非“您”来称呼他。

博斯曼戴一副半黑框眼镜,里面的小眼睛出奇的小。这副眼镜带给主人文绉绉的气质,与这个性情刚猛的男子搭配,有些许违和感。他不高,上半身厚实有肉,两腿则有些瘦弱,不成比例,不像是正儿八经踢过球的。体育记者凡尔若第一次见他时就想,“这身板,也太平庸了”。

这天,原本是博斯曼难得的又被记起的日子——他受邀来法国参加一档足球节目录制,还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谈了谈英国脱欧以后“欧洲足球何去何从”。那家旅馆的90欧元住宿费早由组织方垫付,他可不管这个,一言不合,就成为了“任性先生”。他像是自己跟自己怄气,在那个周日晚上跑到附近的北方火车站,硬是在候车室过了一宿。第二天清晨,乘5点最早一班火车回家。

博斯曼说自己不轴,但难容“不公道”的事儿。他的秉性没有改变——当年推进欧洲足球历史的,正是这份偏执。

1990年到1995年,极其普通的职业球员博斯曼,与欧足联打了一系列漫长而轰动性的官司。最终的胜诉,催生了伟大的“博斯曼法案”,相当于把“奴隶制球员”变成了自由人。

1988年,比利时甲级球队RFC列日以7.5万欧元购得博斯曼,合同结束后想和他续签,但工资减少75%,每月不及1000欧元,他希望转会去法国的敦刻尔克俱乐部,RFC列日不同意。

“踢球的是奴隶。人们不会问职业球员怎么想,只管把他们买来卖去”。早在1963年,法国著名球员雷蒙德·科帕就这样抱怨职业球员面临的困境。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球员没有自主权,合同结束后,转会也须经原俱乐部同意。到了1990年代,欧洲足球仍是“奴隶社会”。

“公众眼里,球员喜欢耍大牌,不知天高地厚。但你们不知道俱乐部怎么待球员。丛林世界,永远弱肉强食。若球员不愿签订合同,对方强势得很,只需问你一句话:签还是不签。不签?好,那甭踢球了。”如今的博斯曼谈及此事,就学着对方的声调,气势汹汹。

博斯曼觉得这不公道,拒绝续约,后来收到比利时足协的一封信,说他被列入转会名单,明码标价30万欧元,这明摆着是将他一军——要么接受只是原来标准四分之一的薪资,要么接受高于自己身价四倍的转会加码(哪里会有俱乐部肯买他?)。

博斯曼愤愤不平,没有像千百个职业球员那样忍受这“不公道”,1990年起,他开始打官司,申诉球员应有的权利。那年他26岁。

“像个恐怖分子”

博斯曼首先把RFC列日俱乐部和比利时足协告上当地法庭,本希望以此为筹码,在调解谈判时赢得主动权。但是,当他去找老板商谈,对方根本没拿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当回事,觉得顶多闹腾两个星期,很快便消停。“我在乎公道,打官司后来成了执念。”被告的傲慢,反而让博斯曼更加坚定,发誓一定会走到底,他形容当时自己执拗得“像个恐怖分子”。

1964年10月3日,博斯曼在列日郊区小镇昆特出生。那时,昆特还是个工业城,他家住的地方,开窗望去,不少矿场。他父亲是挖煤的,母亲在当地学校做保洁。他排行最小,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自幼有着任性的一面。

博斯曼说自己家境很差,但讲规矩,活得够体面。父母家教严,出门要注重仪表;待人接物要有礼貌,他们非常在乎的是,不能被人看扁,不能受欺负。

因为家境贫穷,又读书很少,博斯曼从小就生性敏感,自尊心极强。他见不得别人的命令口吻,比如“闭嘴,照我说的做”,完全受不了这一套,就算对方是教练也不成。他吃软不吃硬,渴望被尊重,“博斯曼先生,您能不能……”,这样的问话他比较受用。

十来岁,无心学习的他痴迷足球,闲时便去训练,家里有姐姐们在,他不用多操心。小小年纪,很快进了标准列日俱乐部少年队,打过不少青少年联赛,还去英国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踢过球,也曾在国家队少年组里当过队长。“我曾是最好的球员”,他回忆说,语调干脆,不容置疑。


     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美好时光”,人简单,踢球动机单纯,足球还是玩耍的游戏,与乐趣有关。当时球员同媒体也亲近,记者们随随便便都能到球员换衣间,问这问那。不像现在,球星被隔离,特金贵,讲话都得小心。

他17岁开始打职业联赛,18岁签了第一份合同,为标准列日俱乐部踢球,也算少年得志。那时的标准列日队,在欧洲的地位比现在强许多,1984年,刚满20岁的博斯曼就作为替补参加了欧洲冠军杯,队内有一些欧洲明星球员,比如尼科·克拉森和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博斯曼在比利时甲级联赛中踢了近百场比赛,他承认自己是个中等水平的球员。“我一点都不咄咄逼人,不抢功,每次团队能赢个好成绩,我便很开心了。”在体育记者凡尔若拍摄的纪录片中,博斯曼当年队友弗里德里克也说,“球场上,让-雅克(博斯曼的名字)不强势,球场外同样如此。他人很敦厚,有时……太敦厚。”

另一座柏林墙倒了

博斯曼的两名律师分别是米松和杜邦,他们利用媒体,大肆渲染官司。当然,小人物博斯曼也乐得如此。

有一家电视机构拍摄了这样的画面——博斯曼戴上手铐脚镣,在足球场上踢球,停下来,又把手铐锁在球网上,对记者说,“现在他不能转会,又没工资,是俱乐部的附属品,似一口牲畜,令人生厌”。在九十年代质朴的画面中,博斯曼面庞稚嫩而坚毅,他知道通过炒作引起公众关注。

他操着一口典型的列日口音,每两个音节之间起伏得厉害,像在说唱。“我口才不错,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都游刃有余。” 他没读过多少书,我很纳闷,这才能从哪里来的。他不信教,但相信冥冥之中有人帮了他一把。他比普通球员要聪明,会说话,官司最后能打赢,这是必要条件。

舆论效应扩散,公权力受压,也间接保证了博斯曼的人身安全。他说自己从没收到什么威胁,不过他的律师曾收到对方律师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要当心”。

一度,博斯曼在比利时一家丙级俱乐部踢球混日子,月工资仅为550欧元,随后他离开欧洲大陆,跑去法属留尼旺岛踢球,也没什么建树。“比利时圈里混不下去,我想去国外踢球,但欧足联规定,俱乐部最多雇佣三名欧盟外籍球员,所以在选外国人时他们特别谨慎”,博斯曼觉得这太没道理,1992年把取消外籍球员限额这条,也列入自己的官司诉求。

“他们烦我一尺,我要整他们一丈”,他愤然。“我是老虎,但他们把我当成一只狗。好吧,说我是条狗,我就是条狗,但你们要知道,狗是会复仇的。”

两年后,比利时当地法院在一审和上诉二审中均判博斯曼胜诉。1993年,案子打到比利时最高法院,后转交给欧洲法院。

1995年12月15日上午10点,31岁的博斯曼来到卢森堡的欧洲法院。他还记得那天身着一套深绿色西装,非常考究,这是在服装店工作的前妻特地为他挑选的,整个人看上去“年轻帅气”。门口围满了记者,像是“大球星马拉多纳要过来似的”,有人抛出问题,他神情紧张,但故作淡定。当天,德国大律师兰斯宣读了著名的“博斯曼法案”。


      从此,运动员作为普通劳工,在合同到期后,可自由转会;而且,俱乐部及联赛主办方不再限制欧盟外籍球员的出场人数。

我问博斯曼:“听到宣讲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这五年的斗争啊。就像另一座柏林墙倒塌。”

博斯曼的胜利真的是“小人物”的胜利?事情好像没这么简单。

九十年代初,欧洲联合的支持者们踌躇满志,建立政治共同体后,接着把统一货币体系提上日程。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首脑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

在这样的背景下,足球帝国就显得特别扎眼——无论欧足联还是驻扎在欧洲的国际足联,全都财力雄厚,人脉深广,自成王国,一直拒绝变革,不把欧盟法令放在眼里。时任欧盟商业竞争专员的比利时人米尔特说:“10年前,我的前任曾指出,欧足联内部规定违反欧盟法规,希望他们逐渐实现转型,但对方置若罔闻。”

台面上,博斯曼个人和欧足联掰手腕,背后其实隐含着欧盟委员会同欧洲足联甚至是国际足联多年的恩怨。

对于这场官司,起先,欧盟希望博斯曼同欧足联庭外和解,但后者拒绝做出丝毫让步,直到裁决前几个月他们才觉得情况不妙,出价45万欧元想和博斯曼私了。一切都太晚了,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Fifpro)也联系到博斯曼,表示会资助30万欧元,鼓励他把官司打到底。

世界不属于他

今年欧洲杯期间,我特意去了博斯曼的家,为的是更真切地感受这个戏剧性人物的现实处境。

博斯曼的家位于比利时东部,列日省阿旺斯市乡下。教堂边下车,我沿马路牙子走十来分钟就到了。一座独立院落的复式洋房,浅红砖墙,门前有个白色复古样式的收信箱,旁边是片小草坪,典型的白丁之家,又像极了六七十年代美国郊区中产阶级住宅区,疏离而琐碎。

我在旁边的小红门上敲了三下,马上听到蹭蹭蹭的脚步声。门缓缓打开, “这里不好找吧?阿旺斯跟巴黎有没有很像?”这名脸蛋微胖、头上已谢顶的主人问道,音色高亮。见我一脸疑惑,博斯曼只得自己圆场:“这是个笑话。”红扑扑的脸颊依旧绷着。


       开放式厨房,客厅特明亮。它过于干净,少了些烟火气。墙上挂着他两个儿子的照片,桌上也摆着彩笔画。橱柜靠墙,摆满了纪念物:年轻时踢球的靓照、法案公布20周年时的纪念奖杯和彼时在阿姆斯特丹庆祝的照片集,他的两个姐姐和外甥女陪他一起参加了庆典。

后院有个大游泳池,浅蓝色的底,阳光下鲜亮耀眼。

这个男人曾令世界侧目,但世界不是他的,他几乎回到了人生的起点——现在的居所离出生地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

这个比利时人非常法国。家里铺着法国石头地板,用他的话讲,“一般比利时家里看不到的”;结婚时买的黑色栎木桌椅也是法国货;他不喜欢比利时啤酒,偏好葡萄酒,尤爱粉红的;他钟情“法国猫王”甘斯布尔,爱听邻国爵士才子努加罗的歌;还称自己是个“革命者”。

我们聊欧洲杯,聊本泽马,“他们都不完美,应有权利犯错才行”,他一板一眼地说道,满满的同理心。“齐达内也是,多亏了’博斯曼法案’,他才能去皇马踢球。”——他总是绕不开自己的辉煌成就,当然,他的胜诉确实功德无量,影响巨大。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球员解放了,在同俱乐部的博弈中占据上风。1995年之后,欧洲球员转会增长了3倍,转会费和球员薪资也像脱开缰绳的野马一样,不断创下天文数字。欧洲足球进入滚雪球的商业年代,钱生钱,钱引钱,富有的俱乐部更加富有,它们不惜花费高价,在全球采购球星,最终形成豪门独大的格局。

被“诅咒”的日子

博斯曼现在的居所,是在胜诉之后买的,原本买了两套房,因为生活日渐拮据而卖掉了一套。同样因此卖掉的,还有当时买入的二手保时捷。

“博斯曼法案”引起足球领域的天翻地覆,博斯曼的日子非但没有好起来,反倒更糟糕了。差不多五年的官司期间,他没有放弃踢球,但终究无法专注于训练和比赛,“我的足球生涯,其实在26岁就结束了。”他无奈地说,“我打官司,让各地职业球员获得自由,但自己却被足球诅咒。”

1995年官司结束后,除去纳税,他总共获得30万欧元赔偿。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包括各类赔偿补贴及电视台Canal+一部纪录片版权费,博斯曼的总收入接近一百万欧元。他创立了同名衬衣品牌,但只卖出一件成品,余下的草草捐给了“爱心餐厅”协会。

那时的他不缺钱,但缺乏心理安慰和指导。到了后来,心理疏导没有完成,长期的萎靡似的经济也困顿起来。


      阿旺斯市社会中心曾给他一份工作,但他只干了几天,就放弃了。他曾靠每月领取的575.45欧元低保过活,后来市政府嫌他不好好找工作,去年7月份起停发。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偶尔给他塞点工作,让他赚点小钱。每逢“法案”五周年、十周年纪念,会有许多记者想起他,一窝蜂地约访,他也趁机捞点报酬。

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答应给他一个三年的工作合同,做协会的形象大使。他似乎又有了憧憬。

“如果1995年之后的每次转会分我1欧元,现在我有钱买下整个列日市。”博斯曼年过半百,仍生活在有些虚妄的假设当中,“如果没打这场官司,我会更有钱。”“如果足球工会组织给我设立一项基金会,我便不愁吃喝安度晚年了。”……博斯曼“吃了一个’如果’,再剥一个’如果’”,像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

一场悲喜剧

我与博斯曼闲聊,苍蝇时来时去,嗡嗡作响,他怪不好意思,拿来一个绿色苍蝇拍,塞到我手里,回到吧台高椅上,接着抽烟,“附近有养牲畜的,别见怪”。一句话,立刻把人从历史念想中叫醒,直接拉入比利时的大乡村。

在乡下,邻居有时会私下开玩笑:“嘘,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当然,热心肠的他们倒也愿意不厌其烦地听博斯曼聊聊他的青春,他见过的花花世界,他当年的戎马人生。博斯曼喜欢用第三人称讲自己,这样,故事里的主角更像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博斯曼说话爱打手势,动作幅度大,好似小孩向成年人讲事情,夸张而不加掩饰。他走路有些八字,而且摇晃不已,仿佛还没有从宿醉中醒来。

想当年,一场接一场的官司,媒体的热切关注,让博斯曼活得很沉重,“压力太大,想释放一下,便老去喝酒”,他希望逃到一个“人造天堂”里,躲避这一切。第一任妻子不堪重负,离他而去。在打赢官司以后,他并没有释然,反倒觉得世界对自己亏欠更多。

因为酗酒闹事,他曾上过当地社会新闻版面。2011年,他打了第二任妻子和继女,被告上法庭。

杜邦与博斯曼同龄,原本只是一个稚嫩的实习律师,借助博斯曼的官司,他一举成名,如今在鼎鼎大名的西班牙罗格国际律师事务所任职。博斯曼与杜邦早就闹僵了,好在现在与米松关系还不错,视其为亲人,不过,他难免会发出感慨:“官司前,他只有一家律所,如今开到了三家。”

好像所有人都从这一官司中受益,唯独他是个例外。“后来出了那么多的亿万级球员,但里面没有我”,现在讲起来,都听得出酸酸的味道。

其实还是有一些老一代球员知道他、感谢他,比如荷兰球员马克·范博梅尔。如果没有”博斯曼法案”,2005年,他无法顺利从埃因霍温转会去巴塞罗那。2012年夏天,他出钱请博斯曼外出度假,以表心意。

年轻一代球员,可能都不知道博斯曼的存在,会认为欧盟范围内不分国籍、自由转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博斯曼法案 ”里的“法案”一词,在法语中是arrêt,也有“停止”和“暂停”的意思,不少记者拿这个文字游戏做文章,比如法国体育记者凡尔若的纪录片,片名就是《博斯曼,按了暂停键的人生》,一语双关,说的是历史,也是个人。

对于片中主角博斯曼,凡尔若评论道,“他打败了体系,最后又被体系吃掉”。博斯曼的人生故事好似个人和体系角力的一种隐喻。

“这是场悲喜剧”,他自己也这么说。

在居住的社区,博斯曼是个健谈但严峻的“邻居”,只有嘲讽足球界大佬时,才会笑出声来。“你知道吧,布拉特曾是个邮局小职员,负责分拣信件”,他对此津津乐道,“上岗前,人家可是接受了严格培训的”,为制造喜感,他在“严格”这个词上加了个重音。“快点快点,求求你们快点”,博斯曼冷不丁模仿起“小职员”布拉特,倒先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

这种“大人物前传”的段子,他怪得意,每次都讲给记者听,言语中有他喜欢的“复仇”的快感。

原文刊发在乐视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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