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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抗争、辉煌与困惑

阿维尼翁戏剧节走过不少磕磕绊绊,从各种不确定和争论再到认可并加冕,今年终于迎来七十周岁生日,回顾历史,我们也看到了它不同面向的成就与挑战。

1948年7月15日,盛夏的暴雨来势凶猛,第二届阿维尼翁戏剧节(Le Festival d'Avignon)开幕。天公不作美,戏剧节的创始人——让·维拉尔(Jean Vilar)觉得诸事不顺,心里怪没底。前几天剧团里一名女演员意外摔倒伤得不轻,另一男演员得了重感冒声音沙哑,不是好兆头;向来支持他的市长——共产党人乔治·彭斯(Georges Pons)不久前辞职了。最要命的是,他推出的新剧《丹东之死》还没上映便引起公愤。

德国人毕希纳(KarlGeorg Büchner)写的《丹东之死》在教皇宫(Plais des Papes)的“荣誉庭”(Cour d’Honneur)上演,打破了两个禁忌。二战结束才三年,阿维尼翁尚未从战火硝烟中完全走出,让·维拉尔便把一个德国人的作品搬上舞台,自然引起不少抵触心理;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执政”期间,60名反对罗伯斯庇尔镇压政策的“谋犯”正是在“荣誉庭”被斩杀,历史剧在真实地点重现,多少有些骇人。

露天剧场里,几百号人,不算多。资深演员让·大卫(Jean Davy)饰演丹东,维拉尔亲自上阵扮演罗伯斯庇尔,两位戏剧大拿上台,表演之精湛自然无话可说,极简的舞台设计和极具仪式感的戏剧冲突更是惊为天人。《丹东之死》大获成功。有评论称,它标志着露天戏剧新美学的诞生。

      闭幕式上,维拉尔难掩自豪宣布,“戏剧在阿维尼翁扎下根了”。他执掌戏剧节二十四年,推崇“平民戏剧”、“现代美学”和“地方文化分权”,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各种不确定和争论再到认可并加冕,《丹东之死》的成功带着点苦尽甘来的色彩,仿佛也为阿维尼翁戏剧节后来发展埋下了隐喻。它走过不少磕磕绊绊,今年迎来七十周岁生日。

“戏剧好比水电汽,要为公众服务”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诞生有些误打误撞。1947年艺术评论家克里斯蒂安·泽尔沃斯(Christian Zervos)和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发起“阿维尼翁艺术周”活动,计划9月份在教皇宫的大教堂举办当代油画和雕塑展。夏尔曾在巴黎看过维拉尔导演的《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美国剧作家艾略特创作),便问他艺术周时能否把这出剧搬到阿维尼翁来。

维拉尔起初拒绝,他认为“荣誉庭”太大且“不成形”,但随后还是提议在阿维尼翁推出另三出剧: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保罗·克洛岱尔的《托比和萨拉》和新人莫里斯·科拉维尔(Maurice Clavel)的第二部剧作《正午露台》(La Terrasse de midi)。有市长彭斯撑腰,市政府为这个项目拨了30万法郎资助款,也是希望在1944年大轰炸后,通过土木和文化建设,让城市涅槃重生。

“从1947年第一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开始,在安排的剧目安排上,既有大众不熟知的经典作品,也有一些当代性极强的剧作。”阿维尼翁戏剧节网站如此写道。

       演出开始前,预定出的票还不到一百张。有一天凌晨一点,彩排结束,维拉尔穿着红色皇家罩袍,把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库尔提斯(Curtis)和默默无名的科拉维尔叫过来,让他们赶紧找马赛记者做宣传。

维拉尔:“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
库尔提斯/科拉维尔:“(一切)是指什么?”
维拉尔:“哎呀,就是我们的理念啊!”
库尔提斯/科拉维尔:“哪条?”
维拉尔:“哎呀,你们能看到的都是啊,天空、夜晚、节日、民众和剧本。”
库尔提斯/科拉维尔:“民众?”
维拉尔:“赶紧去找他们……”

        在法国,戏剧一直以来都是所谓风雅之士的消遣,他们衣食无忧属于社会的特权阶层。20年代初,随着流动剧场兴起,这一局面正在改变。维拉尔更是提出戏剧是项公共服务,“好比水、电和汽”。

向来强调这一理念的国家大众剧院(TNP)二战后重新开张,1951年到1963年间,维拉尔同时担任这一剧院的院长。国家大众剧院传递的理念大于剧院本身,在这里,观众是上帝,剧院希望“银行家和工人”都能同来看戏。“大众戏剧需尊重三个原则:大批观众、高层次文化剧目和先锋戏剧。它们此消彼长,单独拿出哪个来看都没什么新意,但三者结合绝对有革命创新意义。”语言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和戏剧评论家伯纳德·杜特(Bernard Dort)在《大众戏剧》期刊上如此定义说。

曾在戴高乐手下担任文化部长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说过:“国家大众剧院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文化领域里最大的胜利。”

第一届戏剧节9场演出,共卖出4818张票,其中一半是免费票。

当“五月风暴”撞上22届戏剧节

        1968年,距《丹东之死》首映已有二十来个年头了,这次挟裹戏剧节不再是盛夏暴雨,而是民运风暴。从巴黎跑来的年轻人走上阿维尼翁街头,喊出“维拉尔,萨拉查尔”口号,把戏剧节始祖比做葡萄牙的独裁者,后来人再去看这段历史,多少会觉得有些突兀。当年新人变旧人,维拉尔或曾担心自己是否过时了,但应没料到抗议声会来得如此猛烈吧。

       毫无疑问,阿维尼翁早已在在戏剧界奠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组织运行也更加体制化。一些剧团虽未被组织方邀请,但希望能来阿维尼翁表演,他们自费租场地演出拉关注,1966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的Off便是这么来的。

       但盛名之下,维拉尔的处境正发生微妙变化,他一方面被主流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开始被年轻一代戏剧人质疑。

二十年后,维拉尔执掌过的国家大众剧院正失去往昔的荣光,人们怀疑它的艺术水准,报纸上爱拿“沉睡的国家大众剧院”做文章,阿维尼翁戏剧节甚至被打上“超市文化”的标签。

       法国学者艾曼努尔·罗耶(Emmanuelle Loyer)对法国68年学运颇有研究,曾同他人合写过《阿维尼翁戏剧节历史》,她分析称,在维拉尔这代戏剧人那里,只有经典作品才被认为是普世主义的代表,其实这一想法本身便太过布尔乔亚。比如维拉尔曾说,“熙德是我的父亲;熙德是民众;熙德到哪儿都行得通”,因此工人会去观看高乃依,而不是布莱希特。法国剧作家高乃依写得《熙德》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品的杰出代表。

       普及文化是好事,但戏剧领域的后生们担心在“平等主义”的旗号下,政府或主流戏剧人会不由自主向大众“施加”一种趋同且统一的文化。这也是2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开幕前,法国一部分剧作家签署《维勒班宣言》(la déclarationde Villeurbanne)的原因,他们公开批评国家大众剧院及其它文化机构推行的文化意识形态。



       此外,1968年美国人朱迪特·玛丽娜(Judith Malina)和于连·贝克(Julian Beck)风靡欧洲戏剧界,两人率领自己的实验剧团“生活剧场”也来到阿维尼翁。他们倡导美丽、非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与68精神极为契合。两人在阿维尼翁推出新剧《现时天堂》(Paradise now),赋予身体更大的表达自由,大胆前卫,不少保守观众有些不适应。“生活剧场”呼吁“戏剧应该到大街上去”,后来市长以违背演出合同为由将他们禁演,这在戏剧节期间引起不少震荡,点燃青年学生的怒火。

“很多人希望知识和艺术应该为买票的人服务,我们离开了戏剧节,是觉得拒绝这种观点的时候到了。这些人希望把人民蒙蔽在愚昧之中,希望权利留在精英主义者手里,希望控制艺术家和其他人的生活。”“生活剧场”离开戏剧节时发表了这一宣言。同样是为“平民戏剧”辩护,两代戏剧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但阿维尼翁戏剧节网站对68年事件有不同的评价:当时人们思想混乱到极点,维拉尔本是个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对话的人,不料在68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三年后因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9岁。

       或许,一个时代随他而去了。

没有革命时,还有戏剧?

       “先把社会建好,随后我们才能创造出好的剧目。”维拉尔的话,若放在2014年的法国政治语境下,会给人特别的启发。

       3月23日,法国第一轮市镇选举,鼓吹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潮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选情之好,出人意料。国阵在阿维尼翁获得近30%的高票支持率,一跃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

        第二天,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奥利维耶·庇(Olivier Py)做客法国电台,难掩愤慨,他说如果最后国阵胜出,戏剧节将从阿维尼翁出走。这是继2003年戏剧工作人员罢工反对政府社保改革,戏剧节被迫取消后,阿维尼翁戏剧节组织方面临的另一挑战。

如今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已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贵妇人,堪比法国国宝,总监的一番出走威胁言论自然引起舆论哗然。

        维拉尔去世后,戏剧节总监职位五次易人。继任者中既有共产党人保罗·普奥(Paul Puaux),也有典型的技术官僚费福尔达希耶(Bernard Faivre d’Arcier)等。奥利维耶·庇还算得上是继维拉尔后第一个身兼导演和演员的总监。



       当然,这一事件最后还是以happy ending收尾:国民阵线并未取胜,戏剧节仍留在阿维尼翁。

       2016年3月在70届阿维尼翁戏剧节新闻发布会上,奥利维耶·庇讲的一番话仿佛是对“国阵事件”作出回应,他说:“当政治忽略未来,且无法再给人们带来希望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当观点无用,当社会分裂、受惊、被迫沉默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当政治沦为政客们的阴谋伎俩,我们应该如何体面的生活?没有革命时,我们还有戏剧。”

       但对当地居民来说,戏剧节依旧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艺术家和选民的分裂、戏剧演员和当地居民的分裂以这样一种极具政治化的形式间接呈现出来,让人不禁疑问:当年维拉尔推崇的“平民戏剧”理念还剩下多少?

人们常说,每年7月份,阿维尼翁称为法国的首都。同巴黎相比,这个首都并非世外桃源,阿维尼翁在法国最穷城市中排名十四,更别提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戏剧能否明智?能否使人心胸宽广?能否改变社会?这将会是困扰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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