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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性、丑闻与录像背后的法兰西乱象

6月10日欧洲杯开幕前,我们与几个最熟悉法国队秘密的人坐下聊聊,知道了欧洲杯找了怎样一位东道主。

5月30日,法国与喀麦隆踢友谊赛,奥利弗·吉鲁第40分钟进了球,观众席却嘘声四起。这位大个子前锋一脸茫然,惟一能想到的缘由就是身上的9号球衣——它的前主人卡里姆·本泽马已铁定无缘欧洲杯,公众对此心态复杂,何况那个“坏小子”不乏支持者,他们便把气撒到了吉鲁身上。

半年前,本泽马涉嫌利用性爱录像敲诈队友马蒂乌·瓦尔布埃纳,引起舆论哗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丑闻缠身,2010年世界杯前夕,同为国家队王牌的本泽马与里贝里被曝与雏妓有染。

随后的南非世界杯上,球员集体罢训使得队内的混乱完全公开化,风头盖过了雏妓事件。近几年的法兰西足坛形成了规律:出现丑闻或危机,不用担心,总会有新的一波把它覆盖。在法国,能感受到一种隐隐的忧惧,都怕家门口的欧洲杯再上演什么闹剧。

拜仁慕尼黑曾因充斥着更衣室内讧和场外花边,被戏称为“绿茵好莱坞”,如今法国队理应承袭这个名号,有媒体揶揄说,他们总是“稳定地出产丑闻”。

法国足球到底怎么了?本届欧洲杯又是在怎样复杂的社会土壤上开演的?带着疑问,我们拜访了几位熟悉法国队秘史的人。

奈斯纳大溃败

弗朗索瓦·马纳尔多听到一阵喀喀喀的声响,“如同冲锋枪排射一般”,所有镜头都聚焦到80米外的训练场。奈斯纳的小山包上,他身边几十位记者都记录了这一刻,法国队队长埃弗拉和体能教练杜维纳爆发激烈的口角。
他们看到的只是导火索的一次引燃,随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法国队的那次“大爆炸”,就在南非世界杯期间,埃弗拉、里贝里、阿内尔卡等大牌主导了大规模的罢训,惊得法国总理都要参与灭火。

2008到2010年,马纳尔多担任法国国足新闻官,这名意大利裔法国人有些话唠,特爱用鲜亮的比喻,讲起六年前亲历的“奈斯纳大溃败”,竟然有些眉飞色舞,“好像是一场爆炸,只是没有流血罢了,但一切都毁灭了”。

我跟法国人聊,他们都愿意强调,其实每个国家的足球队都不缺乏丑闻和内乱,当然,他们也不会否认,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他们一样,如此出格,能够搞出2010年这样一出惊世闹剧。

之所以有人称之为“奈斯纳大溃败”,实在是因为它伤了法国足球的元气。随后这六年,虽然大规模的闹剧未再上演,不检点的个人言行却不断损害着法兰西的足球形象——2012年欧洲杯期间,球星纳斯里在混合采访区大骂记者,还向看台竖中指。2014年进行的欧洲杯预选赛,库尔扎瓦也曾对瑞典队员做挑衅手势。直至性爱录像勒索事件,丑闻的爆炸性达到新的峰值。

公众对这些“坏小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而球星们并不具备承载社会压力的修养,甚至有的人产生放纵情绪,稍不注意,便会因行为不端抓个现形。公众与“某些球员”之间不友善的关系,自2010年以来,似乎形成了恶性循环。

本泽马出生于1987年,比南非世界杯的罢训那拨人要年轻一点,体育生涯的黄金时段,恰好是公众对国足的厌恶期。巧的是,法国足球在这个年龄段才俊辈出,本·阿尔法、纳斯里和梅内都有高超的球技,与本泽马同为“87一代”,他们更相近的一点则是,全都背负着坏名声。这些球星均未入选本次欧洲杯出征阵容(阿尔法仅被列入后备球员名单),在此之前,核心球员里贝里也与国家队交恶。德尚治下的法国队显然想爱惜一下羽毛,何况自己还是欧洲杯的主人,为了“和谐”,不得不割舍那些天分与个性都过于突出的大牌。

马纳尔多说他一直记得当年的场景:主帅多梅内克针对罢训宣读声明时,他就站在旁边,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心里默默说,“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知道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弗朗索瓦·马纳尔多(François Manardo)

郊区来的暴发户

本泽马出生在里昂郊区小城Bron,属于阿尔及利亚族裔,那是法国主流社会陌生的环境,贫困,混乱,破败,又不乏改变命运的渴望。在接受《法国足球》周刊采访时,本泽马提到,“小时候,父亲看到我很多朋友不走正路,便让我时刻处在纯足球的环境中”。他有七个兄弟姐妹,很小便在廉租房前摆弄足球,母亲太渴望孩子成功了,她会充当守门员,即使在雨天也陪他练球。

我曾去过巴黎城郊小镇拉古尔纳夫,这里同巴黎相距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是另一个世界。高层廉租房鳞次栉比,有种莫名的荒芜与躁动。混迹在这一带的多是移民或其后代,以阿拉伯裔为主,女人戴着头巾,少年爱穿连帽运动衣。

在法国,郊区(quartier 或banlieu)不是普通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1953年到1973年二十年间,法国各地受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在城郊共建立了300个高层平民住宅,接收近120万名住户。很多投奔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外国移民被安置在此,同类族群逐渐聚集,也逐渐被孤立。

郊区仿佛成了一个新的“国”,同法兰西并列存在,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行为方式和社交准则,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有这样的郊区,融合就无从谈起,郊区青年从小在祖籍国和法国两个文化认同之间游走,即使成为足球巨星,仍视郊区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90年代末,当阿内尔卡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时,他频繁换俱乐部,有时整个人濒临崩溃,他总是回到特拉普这个原生地,汲取安慰和力量;本泽马成为足球巨星后,总是把“我要为郊区的小孩做出榜样”这类话挂在嘴边,他踢球最大的欣慰,就是让这些孩子以他为骄傲。

“这(球场)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不同,很少有工人的小孩能考上这类学校,”《巴黎人报》老资格的足球记者塞德拉克和我提到的两所学校,都是法国政治明星的摇篮,“但球场则恰好相反。球场的精英是穷人,政治精英是富人。”

《巴黎人报》(Le Parisien)的足球老记者多米尼克·塞德拉克(Dominique Sévérac)

从法国郊区走出的球员,有些成为了足球巨星,身家亿万,是否符合“精英”一词,却是个疑问。足球曾是这些郊区孩子奋斗的全部,但他们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一夜暴富、万众拥戴中缺乏起码的自控力,最终像本泽马一样,被外界贴上了问题青年的标签。

本泽马在球场的表现受人尊重,但在场外,几乎是法国人眼中“小混混”的代名词。虽然在“雏妓门”事件被判定无罪,但他喜欢炫富,看上去冷漠傲慢,在法国人眼中一副小镇青年暴发户的模样,当他深陷“性爱录像敲诈事件”,其形象危机可谓雪上加霜。总之,他虽然社会阶层晋升,但在智识和修养上仍是主流人群的嘲笑对象。

在本泽马们的成长路径里,也有政府的小算盘,他们为了缓解郊区紧张矛盾,鼓励当地社团发展体育,希望吸引“社会闲杂人员”的注意力。

足球真的会让郊区青年融入法国社会吗?Sportlab公司的创始人吉尔·杜马对我表达了不同观点。

“我的公司现在有50个人,管理层一共五六个人,四个是北非移民后裔。我没采取配额制,这都是很自然的筛选结果。足球不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唯一领域。”在他看来,足球是百里挑一的项目,淘汰率太高,更何况,那些未受到良好教育的足球明星,还是不断惹出是非。杜马觉得政府应该认识到,教育才是改变阶层的最好途径。

Sportlab公司的创始人吉尔·杜马(GillesDumas)

歧视的底色

谈起足球丑闻的话题,我问《费加罗体育》的记者卡里尔,为什么会是法国?为什么总是法国?他在“大溃败”事发时也在奈斯纳,是马纳尔多眼中“冲锋枪排射”队的一员。这仿佛是个棘手的问题,他不知从何答起,停顿了半晌,用不太确定的口气说:“可能他们那代球员挺复杂的,而多梅内克没管理好自己的团队。”

费加罗体育记者塞德里克·卡里尔(Cédric Callier)

“那代球员”,按法国资深足球评论家雷奥罗的表述,多是些“郊区老惹事的小青年”,他们爱穿带帽拉链开衫,戴鸭舌帽,每天耳机里放的都是些时下流行的说唱音乐,崇拜男子汉气概、金钱和一切炫目的东西,其中以“刀疤脸”里贝里最为典型。现在,“那代球员”并未消失,他们的接棒人是本泽马和他的同龄人。

在法国主流社会看来,贫穷、高失业率、高犯罪率是郊区的代名词,2005年法国爆发“城郊骚乱”时,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声称郊区青年都是些“败类”(Racaille),引发颇多争议,事实上也碰到了法国社会的痛处。

2010年,布兰科接任多梅内克,法国足联也大换血。在上任新官们参与的足联技术部会议上,秘密决定在足球培训中心实行配额制,以减少南部非洲裔黑人和北非阿拉伯裔球员数量。布兰克参与投票并表示同意,一家法国独立调查新闻网站在2011年公布了会议的秘密,它简直成了法国足球的又一桩丑闻,尤其是布兰科那句“西班牙人就没这些麻烦事,他们队里没有黑人”,招致千夫所指。这一丑闻,暴露了法国社会种族歧视的底色。

晋阶,却无法融入

马纳尔多在意大利出生,七八岁跟随父母来到法国,1984年,13岁的他第一次去英国旅游,看到电视里一个黑人主持晚间新闻,特别吃惊,“要知道法国在2005年才等到一个黑人主持节目”。他的感受是,在移民融入方面,法国比英国差很多。

因为肤色和宗教类似,他在融入法国社会过程中少了很多障碍,从文化和身份认同层面,他觉得自己很法国。2008年,拿到队服、成为法国队新闻官的他,看到球衣上面的高卢雄鸡标像,特别激动。“如果我出生在北非,从小没有感到融入法国社会,或许当我第一次穿上队服,不会有同样的情感。”马纳尔多说,法国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共和国箴言“自由、平等、博爱”里的后两条其实徒有其名。

球场比整个法国社会的公平要多一些,在此打拼更看重真本事,很多法国球星都是贫困移民家庭的后代,比如齐达内、普拉蒂尼、坎通纳等等,他们通过足球改变社会阶层,看上去主动或被动融入法国主流社会。不过,裂隙依然存在,并偶尔通过球场内外的一些意外事件显现。

除了缺乏教育,郊区青年的心理失衡,也是他们在足球世界里“麻烦不断”的重要原因。本泽马曾透露自己的一个困扰:为什么在球迷那里,他为国家队进球了,便是法国人,没进球,就是阿拉伯人了。

由于法国文化的原因,种族问题似乎比多数移民国家更棘手。法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非阿拉伯和中东人莫属,约600多万人口,其次是黑人和亚洲人。与美国不同,在强调趋同性的法国,“族群主义”(communautarisme)是个贬义词。法国的华人并不少,却很难见到唐人街。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法国队的阿拉伯族裔的国脚们平时都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绝口不提,避免被外界视为穆斯林。

我的朋友托马·匡在法国南部长大,父亲是华裔,母亲是法国人,幼时因长相辨识度低,曾被骂作“臭阿拉伯人”(在当前法语语境下,“阿拉伯人”这个词比他小时候更不堪了)。在法国他留意到,一些华裔二代以自己的族裔出身为耻,但阿拉伯裔不同,他们对郊区有一种特别的依恋,为父母的祖籍国感到特别的骄傲。这种现象源于融入通道的不畅,却也孕育着极端主义的威胁。

 “伊斯兰国”利用法国郊区年轻人对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和愤怒,在这里招兵买马,目前近千名法国年轻人跑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1998年巴黎世界杯,凯旋门上亮起“齐祖,我们爱你”的字幕

1998年世界杯,阿尔及利亚人的后裔齐达内,率领肤色丰富的法国队本土夺冠,政客们提出“黑-白-阿”的法国,试图借助世界冠军队的形象,描绘一幅法兰西特有的族裔融合的图景。但随后若干年法国足球的乱局,却凸显了法国社会真实的现状——极右势力崛起,宗教问题复杂化,少数族裔时常遭遇歧视,无法融入主流。从里昂到巴黎,不断爆发郊区骚乱,有的还蔓延全法。

在欧洲杯临近的时间段里,法国足球与恐怖主义,从未有过这么近距离的遭遇。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球星格里兹曼的姐姐在巴塔克兰剧院听音乐会,后成功逃脱;而迪亚拉的表妹没有那么幸运,她在巴黎比谢街的咖啡馆露台不幸被击中身亡。尤其是,发生在巴黎法兰西大球场的炸弹袭击,暴露了球场安保方面的漏洞。

欧洲杯期间,各主办城市设立的球迷区将接纳800万球迷,法国政府派出9万名安保人员,并宣布延长“紧急状态”机制,以保障赛事的安全。

德尚的“鸵鸟战术”

迪迪埃·德尚(Didier Deschamps,法国国家队教练)

前法国国脚维喀什·多拉索讲了这么一件幕后花絮——多梅内克执教时期,一天晚上,这位以信奉星相学著称的主帅率领团队去加梅勒喜剧俱乐部看演出,为的是集训间歇放松一下。当晚需要在俱乐部用餐,于是多梅内克特意向组织方强调,两桌宴席都要清真。“对,是每人都吃清真。不是一桌清真餐,一桌普通餐。”

那个时期,少数族裔球员是球队的主打力量,主帅必须思虑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当然,根植于社会大背景下的族群矛盾,在球队里时时会擦出火花,不仅体现在餐桌上,也不会因为多梅内克的体贴而缓解。

从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受袭事件”到11月13日“巴黎连环恐袭案”,郊区穆斯林极端化成为法国社会讨论的显性议题。在如今的法国,只要触及伊斯兰问题,总会引来一场口水战,比如该不该在公共场所禁伊斯兰头巾,要不要取缔食堂的清真餐等。法国全国人权咨询委员会2016年发布报告称,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反穆斯林的违法案例增长逾两倍(223%),从2014年的133起增长到2015年的429起。

对于法国队的管理者而言,必然要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队内的族裔问题。

今年3月11日,法院解除了对本泽马的司法限制,但是,大多数法国人还是不希望他出现在欧洲杯上。6月1日,本泽马接受西班牙《马卡报》专访时说,他之所以未能入选欧洲杯团队,因为“法国有些人充满了种族偏见,德尚(现法国队主帅)向他们妥协了”。他还向西班牙人介绍说,近二十年来,法国极右排外政党“国民阵线”崛起,民调支持率近30%。

德尚自有德尚的战术,虽然他没有像布兰科那样口无遮拦,却以实际行动屏蔽了大量的“问题球员”。比起以往,本届征战欧洲杯的法国队,突然变得“单纯”起来,据法国《世界报》称,法国队23人初选名单中,没有一名是北非移民或其后代(后来瓦拉尼受伤,拥有双重国籍的摩洛哥人后裔阿迪尔·拉米才增补进来)。

这是否意味着,欧洲杯期间,法国队主帅不必再亲自预订清真餐?

原文刊发在乐视体育:http://sports.le.com/news/74821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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