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住房和交通的关系是每个大城市都会遇到的难题，在世界城市规划版图上颇有代表性的巴黎也不例外。二战后到七十年代中，巴黎城建走的是功能主义建筑学派的路子，市政府曾致力分离各功能区，导致同类人群聚集，在郊区尤其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中国新的城建指导意见引发一场关于居民区“围墙”去留的论战。巴黎曾走过的“弯路”对正处于城建转型期的中国大城市有何启示意义？为此我们特采访两位游走于中法两国的建筑师。

►位于巴黎13区的奥林匹亚高层住宅区。摄影 Thomas Claveirole

巴黎二十年的城建“弯路”要从1954年说起。

那年，巴黎议会主席贝尔纳•拉菲（Bernard Lafay）和建筑师雷蒙•洛佩兹（Raymond Lopez）合作推出一项名为《指导计划和行动纲领梗概》（Esquisse d’un plan directeur et d’un programme d’action）的城建方案。这成为此后二十年里巴黎城建指导方针，以塞纳河岸区(Front de Seine)、蒙帕纳斯高层区(Maine Montparnasse)和奥林匹亚高层住宅区（La dalle des Olympiades）为代表的现代街区在旧城区纷纷涌现，这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巴黎。

洛佩兹之所以能够开启了一个“大兴土木”的巴黎新时代，是因为他完美结合了三个因素：一，继承“现代建筑旗手”－勒•柯布西耶的衣钵；二，利用法国经济发展“黄金三十年”的契机；三，获得强势的公权力和资本支持。当时政府致力解决交通和住房两个问题，新方案也强调了这两个诉求，在交通层面提出新建市内快车道和环城高速公路，打造机动车城市；在住房上，则强调拆旧房、建高层并实行分区制，尤其将住房和工业区严格分开。

除巴黎外，法国全国各地均受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法国《世界报》报道，1953年到1973年二十年间，法国共建立300个高层平民住宅区（cité），不少位于城郊，共接收近120万名住户。很多投奔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充当低廉劳动力的外国移民被安置在此，导致同类族群聚集，逐渐被孤立。2005年法国爆发“郊区骚乱”时，不少人认为建筑师不能免责。

70年代中开始，巴黎越来越讲究人本主义建筑规划原则，此前近乎激进粗暴的翻新原则被温和的整修原则代替。

巴黎二十年的城建“弯路”在当年就遭到舆论激烈讨伐，有媒体甚至用“集中营”来形容这些只具备单一功能的高层住宅。不少过来人感慨说，巴黎差点变成另一个芝加哥。

定居巴黎的中国建筑师刘宁和法国建筑师帕特里克•夏瓦纳(Patrick Chavannes)在谈到“围墙之争”时，也无一例外提到法国在二战结束后走的这条”弯路”。

刘宁是法国Building For Climate建筑所合伙人，曾在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并获得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对中欧城建政策都极为了解。夏瓦纳是法国AAUPC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并在中国开设广州夏瓦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十年来一直参与中国各地城市建设。

刘宁说：“为解决大量移民住宿问题，巴黎在郊区建设大量住宅，但居民在附近没有工作机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她认为这是欧美城市规划实践中一个失败的例子。

夏瓦纳认为当前中国在交通和服务设施规划上遵从的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分区制，有些“过时”。这也是他赞成中国住宅区去除围墙，实现“另一种土地共享”的原因。他说：“近二十年来，中国复制的是美国模式：土地分区专业化。但欧洲却把土地变得更加多功能。”

夏瓦纳一直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提倡混居的原则，在他眼中，现代生活模式应该是打开式的，让每个区域的功能趋于综合化。他说：“如今城市希望实现（各种功能）再平衡，将有积极意义。”

作为建筑师，你怎么看中国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引发的“拆围墙”热议？

刘宁：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是，咱们家的围墙是不是要拆；但从宏观来讲，这是国家意识到城市单一发展的局限性。

拆围墙，如同保护你的设施没了，如果只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挺让人担心的。但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来看，是围墙和城市间的隔断逐渐优化，甚至消失。隔断消失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我相信是这样。

夏瓦纳：一直以来，中国城镇化为满足人口需求，所遵循的模式无论在交通上，还是服务上都有些过时。之前城市多单一区划，有的地方只有住宅，有的地方只有商业区。如果我们观察世界上运行良好的城市，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城市功能达到一种平衡和就近的状态。

这意味着，居住区附近有配套设施、嵌入的商业点、教育机构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拆围墙”是很好的想法。

中国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工具上，哪些地方值得改革和优化？欧洲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刘宁：目前我们国家的高层住宅都是美国模式，出入开车，像个口袋，这与中产阶级希望促进机动车社会发展有关。

建筑师要考虑的是，这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是否适应生态和新兴城市的发展等。若实行街区制，需要看一下欧洲国家。法国的保护措施，不是围墙，而只是一个门，而且每个门都朝向街的。这样空间上更愉悦，生活上更丰富，同时安全得到保证。

城市规划需要多个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城市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不是建多少房，而是看附近是否有足够的教育资源，是不是提供企业孵化器，是不是能够吸引人才，吸引高科技公司进来。

夏瓦纳：二战后，法国犯了很多错误，建了很多单一功能的高层平民住宅区。但70年代开始，整个欧洲开始调整城市规划策略。在中国，这还关系到文化传统的东西。最好的例子便是紫禁城，人们住在墙里面，保护自己不受侵扰。

但现代城市中，人们不需要封闭起来，更多的应该是向外敞开，尽情享用街边的咖啡馆餐厅和城市的文化活动。以巴黎为例，从南到北或从东到西，到处都有咖啡馆、餐厅、健身房、停车场和火车站。

最近“拆围墙”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热点，引起很大争议，甚至可能导致业主私权和公共利益对立。

刘宁：只有设计师的意愿是不够的，这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包括私营业主的配合。必须要让老百姓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建围墙的建筑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拆围墙，应该从不建围墙开始。

首先要做的不是要把已建的围墙拆掉，而是要告诉老百姓不建围墙的住宅区是怎样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即从机动车生活方式到步行文化的改变。

夏瓦纳：首先这项措施是必须的也是无可避免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将随之改变。举个例子，你买了个公寓，视野特别好，可以看到山丘和河流，但有一天前面要建高楼，从此你的视线被挡住了。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不高兴，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舒适度。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方法。

这一措施落地时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当然住在封闭小区的这些人遇到这种变更，会有些担心，但不要忘记，城市总是在不断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