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早八点，还是晚上八点开始？”脸书上，网友们在“王石12月2日做客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的活动群里，留言抱怨演讲开始得太早。若清晨划艇爱好者王石看到，肯定会引自己微博的一个回复，鼓励一下这些高商精英们：我“5:30起床，6～7:30训练”。

11月30日到12月3日期间，中国企业家代表王石在巴黎很忙。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 21，11月30日至12月11日）召开之际，联合国气候大会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民间代表团。代表团来自17个行业和5个商业协会组织，代表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上签字的1400家中国企业。积极推动中国民间和企业环保的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回顾这些年来的中国环保事业和绿色经济，感慨万千。

12月1日，王石参加“2015年中欧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对话会”后，马不停蹄再去巴黎高政(Sciences Po)演讲。此外，他这次巴黎之行的重头戏是12月3日在布尔歇会展中心中国馆举办的“企业家日”活动，在一系列会议上，尤其要总结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减排成绩和对未来的承诺。

距离王石2009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举办的气候峰会，已有6年了，但提及那次哥本哈根之行，他依然历历在目，并用“行为艺术”来自嘲当时举办的“廊道活动”。如今中国政府对民企参与气候变化大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你来干嘛”到“半信半疑”、再到“主动邀请”的过程。他承认，在环境层面，企业的运作和政府的条令存在博弈的关系，但强调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但遵守法律条令，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更凸显了企业和企业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既是麻烦的制造者，也是解决者。

12月2日中午，王石赶到法国圣戈班集团位于巴黎东北郊的研发中心，参加由中欧社会论坛举办的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企业家为主题的小型酒会。活动下午3点结束后，他再匆匆赶往巴黎西郊的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我在王石赶路的间隙，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此次巴黎气候峰会上，企业家和政府正共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企业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您如何看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企业能动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石：第一来讲，在应对气候变化峰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政府之间的谈判。在联合国的主导下，政府间达成共识，随后大家据此才知道如何去做。政府签订协议之后，会根据承诺来制定相关法规和条例，并要求企业在产品及消耗能源方面去遵守，不仅单指企业，消费者也应如此。你按要求做，政府便给你鼓励，反之，会有限制的条例。

说到企业扮演的角色，首先它本身是一个执行者。我非常同意今天一位发言嘉宾的表述，“企业本身就是麻烦的制造者，但也是这个麻烦的解决者”。任何产品，比如发电、制造材料及汽车排气标准，这些都是企业产品，如想降低碳排放，则需要提高这些产品的功能。提高功能便涉及成本问题，功能越好，成本也越高。

企业扮演的角色，比较特别。一方面要和政府的条令进行博弈：在规定之下，如何做到不超标，如何控制成本。再一方面来看，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后：不但遵守，还可以做得更好。其实企业扮演的角色总结起来还是那一句：既是麻烦的制造者，也是麻烦的解决者。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企业主动这么做，是希望在国际上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表现，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我记得很清楚，2009年在哥本哈根第一次参加（气候峰会），我们是第一个参加国际活动的企业组织。中国企业改革开放时间不长，企业扮演如此角色，也是第一次。依照这样的大会规模，即使你想影响别人，都不知道向谁去说。那时，我们连一个办公室都不知道到哪儿去租，于是就在大厅里和大学生青年代表团联手搞了个临时会场，做了一个……怎么说，我们就称它是行为艺术吧。但你也不能在廊道里发布声明啊，于是我们又到宾馆租了个会议室，请了些记者，发现全都是中国人：首先我们三位企业家是中国人；我们资助的大学生代表团是中国人；请来的记者也是中国人。哎，就是自己对自己说。所以非常明显感觉到，第一次去，声音根本就没有发出去。但是，好在我们不是讲给他人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做的。

这是企业家影响力方面。再说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吧。当时也巧，我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住同一家宾馆，早上吃饭都在一起。见到我们，中国代表团团长很纳闷，说：“你们来干嘛？”那是我们民营企业组团第一次参加峰会，他们看到我们来觉得很奇怪，意思是说，“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你们企业在这儿做什么？”但听他们这么讲，我们觉得可找到了一个倾诉对象，他们问我干嘛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干嘛来了。我们来表示支持，来检讨自己的碳足迹并逐渐开始承担起责任。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对于我们如何参加会议，到底做的怎样，还是半信半疑。这是2009年。

2012年气候变化大会在多哈举办，发改委气候司在峰会前主动给我们打电话，问：“你们参不参加？我们联合起来，一块做中国角啊。不仅政府要发出声音，你们企业也要发出声音。” 从开始的半信半疑，到现在发出邀请，他们是不仅观其言更是观其行。

记者：2012年是个转折？

王石：对，从2012年起政府开始邀请我们去。但真正的合作始于2013年，大家一块工作建起了中国角。从2014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在协商会议上都是和中央政府合作，并同时邀请地方政府参与，比如万科所在的深圳，同时邀请了几个专门搞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创立了“中国日”。当时大会，不仅有了中国馆，且专门划出一天命名它为“中国企业日”，如此一来，影响便很不一样了。联合国专门负责此方面的副秘书长就来了，环境署的执行主任也来了。一直到2014年利马峰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前总统戈尔(Al Gore)也来了，会议气氛一下变得特别热烈，听众想进都挤不进去了。从2009年到2014年，这个变化非常之大，我们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2009年，那时我们代表的是中国100家签名的企业，来传达这个声音，一直到2014年，参与签名的企业，始终不超过三百家，但今年一下子到了上千家。预计戈尔还会来参加12月3日的“中国企业日”活动，这样的影响是很大的。企业邀请来很多非政府组织（NGO），在一个社会中，去做环保并面向未来，只依靠某一方面的积极性，那显然是不够的。政府、企业、NGO应该共同推动环保事业。

记者：从2009年签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有100多家企业，到今年已是1167家了……

王石：没100多家，就是100家。今年11月27日，我们在北京发布宣言（民间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发布会上）时，签名企业已经上升到1167家，这几天还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增加，现在已经达到1 400家了。

记者：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当中？

王石：当然，这是一个变化么。从当时看，中国支柱是经济发展，但理论上已经意识到这给环保带来很大冲击。比如说碳排放，2009年时，中国的碳排放是居于第二位的，美国第一位，当时预计三年之内便会超过美国，现在回过头来，知道已是早就超过美国了。

当时中国有两个“认为”，第一个“认为”是说，你们工业发达国家排了两百年了，我们才排三十年，我们还得再排十年、二十年吧，等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再来搞环保。你们排了那么多年，我们现在才排了几十年，就限制不让我们排了，这不公平，我们得讲公平原则么。第二个“认为”是平均原则：我们虽然是碳排放第一大国，但中国人口高达13亿，人均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所以虽然总量很大，但是平均到每个人并不是很多。2009年之前，中国媒体集中谈论的以这两点居多，认为环保、碳减排和企业社会责任，那是未来，不是现在。但2009之后，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食品安全，开始威胁到人类，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民间NGO成长得越来越快，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也都开始反思，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做。当然媒体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媒体当时所持的主流观点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讲到地球之友，说地球不会因为你中国排放的时间太短了，再给你几年排放的时间，气温都上去了，遭罪的是全人类。再说，中国的环境恶化，特别是雾霾引起了更多自上而下的认识；此外这也和中国的转型有关系，现在讲如何从消耗能源、高速增长转变到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地关注环保上去。

中国政府当时非常重视2009年峰会，总理温家宝也亲自出席，但像这次巴黎会议，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去年有个很重要的事件，便是在北京举办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表示要为气候变暖、碳减排承担责任。这个声明非常重要，不仅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政治效应。

今年巴黎峰会预计会有不错的结果。去年APEC上中美两国承担责任的态度极为关键；此外，法国政府为此次峰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今年本身是峰会的一个大年，上一个大年便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其实去年利马会议也是为今年会议能够取得成功而开的一个预备会议，因为有了APEC上的中美联合声明，利马峰会显得很乐观。

即使如此，各方之间难免相互博弈，为了最后的结果，各方面都要关照到，要能做到包容和妥协。今年我个人感觉到，法国政府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今年气候大会若成功，和法国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

记者：您作为企业家，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企业应如何抓住其中商机，实现绿色增长？

王石：从我个人和万科行为来讲，我们初始动机和商机没有关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实现可持续这一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商机。如果不做绿色发展，你的未来一定有问题。很多人预计说绿色环保是未来，但他们认为的未来是20年或30年、40年之后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就是明年，可能就是后年，也可能是五年之后，但不可能再持续十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硬性规定企业必须做绿色建筑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这样的政策可能明年会下来，可能是后年，也可能是大后年。你越早准备，你便会越主动。等到政策下来再去准备，便来不及了，因为大企业不好调头，不像小企业，转角便可掉头。

大企业要越早准备越好，这完全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考虑。万科从2005年起，开始研究并做绿色建筑，2007年国家建设部公布了绿色建筑的三星指标。当时，它虽然公布了，但是你执行，政府也不会奖励，你不执行，政府也不会罚款。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政府鼓励你做，你达到了，便给你评一个奖状，但是没有物质鼓励，没有什么补贴，因为做这个费精力啊，要增加成本。2012年后部分城市规定绿色建筑普及率要占到40%，先是从北京开始，随后推广到上海、深圳、广州等其它城市，这个时候，你做了，还会拿到补贴。

我们不是冲这个目的去的，但这个政策出台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平均来讲，在中国整个绿色建筑中，平均每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万科造的。所以现在我们新建房子能拿到补贴。一共做了这么多年，成果很好，给我们的补贴，不仅能把我们增加的成本cover掉，而且还有点利润。之前没做过的，这个补贴是不够的，因为你刚开始尝试，又没有规划生产，一下子拿到订单做绿色建筑，成本非常高。给的补贴只能cover一半；这时你突然发现做绿色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力。但你当初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这就叫做好人有好报。因为有这个规定，房地产商必须按照40%的比率来做，我们是按100%的比率在做。

记者：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万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么？

王石：对，在绿色建筑方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