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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前外长魏德林(Hubert Vedrine)看来,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不是特别重要,大会本身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神方”,并断言“此次大会在法律约束力层面不会有很大的进展”。他不是给巴黎峰会“泼冷水”的第一位法国政治人物。

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是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11月30日至12月11日)的重大挑战。法国官方甚至将此看成是大会成功举办的标准。11月初,中法签订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19日也表示,希望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能够达成一个有力度、有雄心、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11月27日在法国外交部举办的“中法两国合作共建未来城市”研讨会上,法国前外交部长魏德林(Hubert Védrine,地缘政治战略专家,1997-2002年任外长)接受采访时评价中法联合声明“具有积极意义”,认为在大会召开前,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纷纷承诺采取减排行动并制定各种计划,可以看成是大会成功的第一步。

不过,放眼全球,国际社会对如何执行合约仍存在很大分歧。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警告称,巴黎气候谈判不会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合约。此话一出,正在马耳他参加欧非难民峰会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回应说,“合约需具备法律约束力,否则就不用制定任何合约了”。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也救火表示,“合约必须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但以何种法律形式表现,可以商量”。

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命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大溃败后,今年的巴黎峰会被寄予厚望,但在魏德林看来,气候峰会“合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不是特别重要,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神方”,“此次大会在法律约束力层面不会有很大的进展”,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减排刺激方案,比如优化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并提高碳交易价格等。

魏德林不是给巴黎峰会“泼冷水”的第一位法国政治人物,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一年前也预言说,“巴黎峰会上不会有特别大的进展,只可能有些小的推进。”罗卡尔同时认为倘若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整体性措施,也不意味着峰会的失败。

难以建立法律约束力机制

记者:11月初,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支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此前中方在合约是否应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点上一直持谨慎态度,您如何看《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魏德林:这项联合声明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区别上仍有争议,但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这些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是否意识到碳排放给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并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和令人信服的科技和经济措施来应对这一难题。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各国已经为此付诸各种行动和计划。或许这些还不够,但与过去相比,进步堪称巨大。从这一方面讲,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尚未召开,已是取得很大成功。

在我看来,合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个假议题。因为究其实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从法律层面约束他者。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会自主采取行动,他们的国民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无法建立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促使他国做的更好更快。

此次大会在法律约束力层面不会有很大的进展。我更认为依靠各国政府内部的活力,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如上可以解释我为何对此次气候变化大会持乐观但理性的态度。

记者:统一碳价格体系也是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您觉得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这一层面会有所进展么?

魏德林:在我来看,巴黎气候峰会不会在这上面有所决议。我们是否需要设定一个统一的碳市场?这方面我不是很确定,因为这从技术和金融层面上来看非常复杂。但我觉得碳价应该提高,目前碳市场比较盲目,我们应该在市场层面引入一些概念,使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比如按照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如果一个国家伐木建厂,这会被算入国家经济增长中,但从资产层面去计算,破坏森林不是有益的举措。我们应该改善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式。在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上应考虑自然资产等因素,此外应提高碳交易价格。这些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会让人们改善科技。目前很多国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中国如此,如果按排放比例看,波兰更是要高于中国。如果改变国内生产总值计量方法,这些国家或改进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找到其它方法。所以应让市场从环保层面变得智能。

气候峰会并非“万能神方”

记者:欧盟创始人让·莫内(Jean Monnet)办公室主任乔治·贝尔图安(Georges Berthoin)认为应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他说20世纪的两大挑战是世界和平与气候变化,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应协作并增进了解,从而降低战争发生的几率,促进世界和平。您如何看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

魏德林:这类分析比较抽象,都是好的想法。我同意这些原则,但应该用更具体的眼光看待现实。在环保层面,我们面临很多威胁,气候变化仅是其中一个。如今生物多样性锐减,令科学家们十分忧虑;各种污染和有害物质累积,危害公众健康;自然资源不断匮竭,饮用水和可耕地不断减少。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不然两代或三代过后,人类生存将变得十分困难。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此类环保问题,都会引起争斗,我们有必要去应对和解决。但世界上也有很多争斗同环保毫无关系,比如穆斯林世界的内部族派有很大分歧,包括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和一小部分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其他各方的斗争。如上这些与气候变化无关,不属于巴黎气候大会能够解决的问题。

此次气候峰会,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方”,其它争斗依旧存在,我们应该分别对待。

战争和气候不可混为一谈

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2012年的文章里提到“阿拉伯之春”时说,“土地、水和食物在当地造成的紧张关系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阿拉伯世界醒悟不仅关乎政治和经济,环境、人口和气候造成的紧张关系也是背后少有人能看得到的原因”…

魏德林:这是他的一种观点,而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混为一谈。“阿拉伯之春”之所以爆发,因为民众对无能的集权政府太过失望,阿拉伯世界的这些政府没有改变民众的现状。那时太多的年轻人可以很好的接收到各种信息,但却没有工作。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彻底失败引发了此次爆发。

战争和气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巴黎气候峰会的举办导致这样一种趋势:越来越多人们把气候变化同人类的所有问题都联系在一起,但却忘记了环保层面的其它问题,这是不对的。况且,把所有问题混为一谈,无助于找到解决方法。

各层面行动

记者:从具体层面讲,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队伍中,和政府相比,企业是否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呢?

魏德林:两者应该相结合,而不是强调哪一方的作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占的比例多少。我们是否能把可再生资源的项目处于盈利模式,这不是政府能够左右的,而是需要工程师和各种专家去解决。我们能不能生产更高效的太阳能电池,这也不取决于某个部长或企业家,而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我可以举出上百个环保的例子,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决心和企业的参与,政府应向民众解释现状,同样个人行动和民间社会的努力也至关重要,其中包括离开房间随手关灯。

所有层面的行动都是要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企业和政府力量联合的比例也不同,此外科学和技术的作用至关重要。

文章原题为:法国前外长Hubert Védrine冷眼看COP21:减排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个假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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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燕

胡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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