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胡文燕 > 《站街女》:华人性工作者在巴黎

《站街女》:华人性工作者在巴黎

她们平均年龄45岁,不少出身东北,定期给家人寄钱,每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以巴黎华人性工作者为主角,拍摄电影《站街女》,描绘了一个“女性人物画像”。他试图理解,不做批判,更希望通过这些人的遭遇,揭示当今法国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统治、操控、主宰和不公。

2013 年初,邱岚接到经纪人一通电话,得知纳埃尔•马朗丹(Naël Marandin)正筹划拍一部电影,是关于巴黎中国妓女的,女一号还没找到。她一听,心想:“妓女... ...演妓女,我行么?” 第一次去试镜,她穿上红裤子,特俗气的那种,想从外形上尽量往人物身上靠。

       邱岚说,“当时我把自己打扮的很……”,她硬是把 “妓女” 两个字给咽了下去。现实生活中,给性工作者祛魅还是好难,这个词出口前一般人还是要掂量掂量。

      经过 6 次面试,她被选为女主角。后来知道故事里的人物跟自己想的特招摇的那种形象不是一回事。

“她们像是街上的布景道具”

     

电影名字叫《La marcheuse》,今年二月初正式首映,这个词在法语里有两层意思,直译是“走路的人”,但后来又有“站街女”之意。

        “你知道站街女这层意思是从哪里来的么?” 舞蹈出身的邱岚是东北长春人,目前在法国定居已有十五年了,在巴黎三区一家咖啡馆里,她坐在我面前,没等我开口回答,便滔滔不绝接着说,“过去,舞台上的活布景和活道具,统称为marcheuse,她们毫不招摇,只求无声无息地存在,所以法国人给中国妓女起了这个称号。她们走来走去,像是街上的活布景活道具,有些群众演员的感觉。”

       巴黎东北角上有片街区叫 “美丽城”(Belleville),居住人口的族裔背景和社会阶层多样,是当地有名的混居区。这里有一小片是华人聚集地,被称为法国版的 “法拉盛”。

       从 “美丽城” 地铁出来,一眼看到 “幸福楼” 大酒店的中字标牌,边上有个叫 “中国红” 的超市,进出的人特别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附近的维莱特大街(rue de la Villette)边,总会有几个亚洲面孔的女性零星站在那儿,她们年龄约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长发,略施粉黛,扮相特朴素。每天这里人来人往,熙攘热闹,“活布景活道具”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

《站街女》的主人公林爱玉是 “她们” 中的一员,她在法国没有合法居留,是个 “黑户”,和十几岁的女儿樱桃寄宿在一个富有的巴黎人家,这家主人是个瘫痪的老头,林照顾他吃喝拉撒,以抵换房租。平时她在 “美丽城” 揽客,补贴日常开支,并寄钱给东北的家人。一天,一个欠债累累的小混混——邻居丹尼尔(Daniel Alves)被人追打,闯入她家,林的生活发生转折。



女:你要跟我结婚。
男:你神经病,想都别想。
女:你想要我的钱,就得跟我结婚。
男:你再说,我会亲自调教你女儿,带她长些生活经验。
女:你敢这么做,我杀了你。


       现实生活中,很多站街女为了解决居留身份问题,会选择和当地人假结婚。拍这场戏的时候,邱岚还记得自己全身都在颤抖,心里想,“我是个母亲”,她和自己演的角色林,两人都是。

       导演纳埃尔不断跟她说戏,希望她理解强者和弱者的辩证关系,能够表现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如何博弈。他常说:“有些人看上去是弱者,但是他/她可能比你想得要强很多。”

1981 年在巴黎出生的纳埃尔,毕业于巴黎高等政治学院,这是法国最精英的学府之一。19 岁那年他通过学校交流项目,去中国待了两年。

       回到巴黎,他找了份普通工作,后来辞职,拍了两部短片,中间在 “荷花车” (Lotus Bus)做了近七年的志愿服务。“荷花车” 是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下属的一个机构,主要任务便是救助在巴黎谋生的中国性工作者,给她们免费发放避孕套并帮她们预防艾滋病感染。

       “不管是站街女,还是警察,我都用友善的眼光打量他们,试图去理解,而不是做评判。”他强调这些都是从“荷花车”那里学到的。

       他熟知 “美丽城” 站街女这一群体,可以说这部电影用纪录片的素材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在电影里,这些元素被重新排列组合罢了。

       当事人看了电影,跟纳埃尔开玩笑说,当时拍警察那出戏,吓跑客人,害她们赚不到钱。玩笑之余,她们不忘对他说,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片子里讲述的特别像,给导演莫大的肯定。

但她们争论最多的还是林的女儿樱桃。她们觉得孩子这么小,便接到法国,这个做母亲的,太不负责任了。她们担心,影片播出后,观众会不会觉得她们都是些不负责任的母亲呢。

       看完电影,她们的落脚点却是这个 “母亲” 的身份,并以此提出质疑,有些让人意外,但不难理解。站街女只是她们人生中一个暂时的身份,她们首先是女人和母亲,但在别人眼中,性工作者这个极具争议的标签有时太过显眼。

“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



        “平时没事,我就到‘美丽城’,坐在一个角落去观察。她们站在商场门口,有时还会跑到镜子前照一下。你想,有些都是 50 岁的人了,之前或因夫妻不和跑了出来。在国内,她们可能顶多去跳跳广场舞吧,但在这里她们挣钱养家能为别人干点事,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邱岚说。

       确实,她们中大多数生活独立、财务自由,并非受制于老鸨,每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骄傲和成就感。之前我跟一名五十左右的站街女聊天,听她说外甥喝的奶粉都是她一罐罐从法国寄回家的,特自豪。

       可 “实现价值” 是个大词,太过正能量,我不确定当事人是否会有所认同,毕竟她们平时还要冒着被无良客人殴打的风险,谋生之余疲于奔命。

据 “荷花车” 2014 年报告统计,他们在这一年接触到1424名站街女,平均年龄 45 岁。其中 55 %的人经受暴力殴打,38 %的人曾被强暴。近五年,巴黎发生过至少两起中国妓女被杀案件。干这行,她们大多数是因为无路可走,并非出于自愿。

       邱岚的“价值”论,说的是她们,也有点鼓励自己的意思。年近不惑之年,因为哥哥去世,她很长时间从阴影中走不出来,想换种活法,决定从舞者转行去做演员。从2008年起,她在法国最好的私立戏剧课堂CoursFlorent进修,已经不是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了,她还在冒险去追寻一些什么东西。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邱岚和自己扮演的角色林似乎都做出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此外,她俩都是东北人。

       上世纪 90 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国企改革镇痛,不少人下岗。

       1991 年到 93 年,邱岚在北京舞蹈学院读书,她说:“那时大家突然都下岗了,一个月只有 150 块钱,我也帮不上忙。快过年了,我记得东北打砸抢特别多。有一个人为了抢一个钱包,把人杀了,其实钱包里也只有百十来块钱,这可是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人。东北乱成一片了。当时记得过年前,大家说不要出门。当时太狂了,害怕死了。因为负担不起,很多人都自杀了。”

       邱岚哥哥当时在长春木材厂上班,下岗后,天天喝酒钓鱼,无所事事。“当时我嫂子在宾馆还有一份工作,我哥哥觉得自己太无能。一个男人养不了家,要靠一个女人,他就更感觉羞愧了,反而老对我嫂子发脾气,感觉整个家就要崩溃了。”隔了这么年,提起往事,她还是特别感慨。

       二十年前这里发生的变动,在地球另一端以一种看似不相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应该也是蝴蝶效应的一种吧。90 年代末,在巴黎出现了第一批中国性工作者,她们多数来自中国东北。

为了塑造人物,邱岚跟一些站街女聊天,其中一个之前在国内做生意,有一次价值几十万的货在国际列车上被偷,丈夫酗酒,她便出来闯闯看。开始在当地华人家庭做保姆,因主人们太过苛刻,她受不了这种剥削,后来跑到 “美丽城” 站街。

       在 “荷花车” 上,她还遇到一个女的,45 岁,人特别漂亮,大高个,头发挡着脸,是东北农村来的,家里也都是农民,老公酗酒老打她,她后来跑了出来,在巴黎站街,供自己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儿子毕业了想在北京买房,她寻思着得把首期付了吧,等到首期搞定,她就不干了。她曾遇到一个在机场工作的法国人,他想跟她结婚,但她说:“我不能结婚,因为结婚他也不能给我钱。我没有钱,他会看不起我的。”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中国人不是为自己活。” 可能是因为常年在中法两种文化间游走,邱岚时不时拿两个国家做比较。

      “在法国,你知道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老问我,你叫邱岚,还是岚邱?我说,我叫邱岚。他们问说为什么姓在前?我说中国人永远是祖宗姓氏最重要的,而‘你’不是很重要。法国人,永远是我我我我我我。中国是什么?永远是挣钱为我儿女攒攒攒攒攒。” 她说。

       华人妓女现象考问法国社会


       2 月 3 日电影正式上映,当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对 “反对卖淫” 法案进行最后一次审议。历时两年半,这个极具争议的法案于 4 月 6 日终被通过。

       在法国,卖淫不违法,但揽客和协助卖淫的行为则被法律禁止,比如此前有中国留学生收钱替站街女在网上发布小广告,被警方发现后罚得不轻。新法废除街头揽客这条轻罪规定,从法律上认定妓女的受害者身份,制定一系列救助措施,促使她们离开这一行,融入社会。

但 “反对卖淫” 新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里面新加了惩罚嫖客这一条,嫖娼者被警察发现,面临 1500到 3750 欧的罚款。有人说,政府本是救助 “好意”,但站街女却不 “领情”,但要知道,惩罚嫖客法案通过后,性工作者的生意会更难做,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上街抗议了好几次,要求政府撤消这一法案,还打出 “身体属于自己” 等标语,特别醒目。

每次参加游行的队伍里,总会有个中国小方阵,这便是华人站街女 2014 年自行组织起来的 “铿锵玫瑰” 协会。据法国杂志Les Inrockuptibles的网站报道,4 月 6 日的游行中,他们采访了协会有个叫越越(音译)的性工作者,她笃定新法肯定会影响她们工作,告诉记者说:“我的客人肯定会遵循法律规定,不再来找我了,到时我还得自己跑到其它特偏僻的地方去。”

她们在异国土地上,学会了游行示威,以法国人的方式维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在想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们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方式吧。纳埃尔说:“你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肯定会有所改变。她们争取该有的权利,畅所欲言。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有这种经历,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一般提到妓女,我们会用社会边缘人群去形容她们。纳埃尔有不同的理解,他说:“这些女人之所以选择(卖淫)工作,因为法国社会给她们留有很少余地,她们机会很少。我们常说妓女、外国人、非法移民和穷人是社会边缘人。但这不准确,他们是社会中人,但社会地位特别低,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法国,当我们把某一人群定义为边缘群体时,其实在大多时候,是忽略了更严重的社会现实。

       电影里,女主角林爱玉通过她照顾的法国老人和法国警察,和当地社会紧密相连,只不过她总是永远被操纵、被主宰的那一方。

电影里有个镜头让人难忘。一天,老人的儿子突然回家探访父亲,他在厨房看到烟头,转身问林说招你的时候,明明说自己不抽烟的。林小心翼翼,回答说这次抽烟实属偶然。儿子说,你这样,很难让人再信任你了。林窘迫,保证没有下一次了。儿子走之前,给林一叠小费,放在桌上。

       儿子讲话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和不得体之处,但类似场景我们太熟悉了,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好像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这一幕。

       邱岚说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纳埃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不平等且极不公平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激烈,控制主导的属性越来越强大,我希望通过电影把这些层面的东西表现出来。”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讲中国妓女的,还不如说它更关注的是法国社会。”他说。

推荐 100